一、我想：比天地大的是人心!
是的，他是这样，为了爱，为了内心的信仰，他义无反顾要做这件事，哪怕蚀本也一定要做成，这是他的信仰、爱，驱策他这样去做，他做到了，他释然了，他快乐了，因为他了却了一桩心愿。每一个怀揣理想的人大约都是这样，只为实现梦想不计得失。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生产形式正在更替，各种社会现象光怪陆离，其中拐卖妇女儿童，居然成了一门生意，甚至愈演愈烈。新闻跟踪，法治报道一时热烘。导演郭凯敏接到一个有关拐卖妇女儿童的剧本，虽然他知道在新闻的冲击下，电影表现会受到观看影响，但他没有犹豫，当下决定努力去拍它。正值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影视，各种流派蓬勃而出，业界人士都在处心积虑寻找新视点，如何把电影艺术搞出新花样，追求虚幻效果，故事平面化，人物怪诞化，视角力求刺激，提出身体比头脑真实，等等。一切都在打碎，一切都在颠覆，其中审丑成了热门，市场居然火爆跟进，一切都要与前不一样的才叫新思想，新手法，新就是能力，新才惹眼球。人们变着法儿拥挤在市场上兜售，叫卖，谁占据了市场，谁才是弄潮儿。可是，郭凯敏导演一直坚持贴近现实，直面人生，推进电影的本真元素。
当农业文明破碎了，上帝隐退了。穷疯了的人，钱成了改变一切的目标。千年来固定的伦理道德，也如一块块塌天石，砸碎了一个个家庭，人情在流失，人心被伤害，人性在堕落，人的尊严受到破坏。他的艺术信仰，是维护人的尊严，传递美，表达善，呼唤爱，鞭挞丑恶。他是个既有前卫思想，也有传统人格的人。当他义无反顾告别了铁饭碗，独自闯海南，都以为他是下海捞钱去了。他默不作声，扛起一切揣度，要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不属于虚无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付诸实践的理想主义者。演员是被选用者，虽然个人也有选择权，但也只能完成一个角色的任务，他的意志是电影主题的全部选择权，从而实现他的独立思考，独立主宰权，以此更能接近他的艺术信仰。
《天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接拍的。当时一家烟草公司说好要投资200万，结果开拍了，全部人马拉过来，投资方食言了。这种塌天困境，对于导演来说当如何面对?对很多人来说，只能是撤了，这风险谁敢承担?可对他而言，并不是说这个题材有多惊世骇俗让他放不下，让他考虑更多的是人文情怀。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成人没有信任感，妇女儿童没有安全感，人类将走向何方?投资方食言，他决定自己出资也要拍成。
他的意念仿佛是写给上苍的一份请愿书，他咬紧牙关，白天拍戏，晚上拉投资，已是筋疲力尽了，上苍仿佛接到了他的请愿，在种种困境之下，若干援助方伸出手来救急。
据《人民公安报》《东方家庭》报，报道：“当时寻亲需要大量的工作经费，为此，郭凯敏在《天伦》开机仪式上捐款2万元，编剧王仲刚捐款5千元。郑州市粮食局，郑州晚报和一些个体户见此情景，也纷纷解囊相助，一名叫王阳的小学生双手捧着存钱罐交给办案干警。”
郭凯敏含泪开机，人心都是肉长的，不能低估民众的思想境界，毕竟生存的安全关乎千家万户，谁愿意错失天伦之乐?郭凯敏仗义疏财，破釜沉舟的决心，感动了很多人。由此，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自信的人，他不是盲目，是他自己坚定的立场，敢于承担一切后果，因为他怀揣着深切的人文情结，他看到蓬勃背后的乱象，浮华背后的失却。所以，《天伦》在艰难中行进。
导演郭凯敏(左)与编剧王仲刚(右)
二、我想：比星光明亮的是灼照人心
世界上没有纯粹的艺术，它必定是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同时也装载着使命力量。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世界，在杂乱的人群中，接二连三丢孩子。在僻静的巷道里，一个孩子出现，就被人领走再无踪迹。火车站一个母亲喝一杯车友送来的饮料就睡过去了，孩子被人抱走她也不知道。混迹在人群里的是一张憨厚，朴质的笑脸，丝毫没有骗人的感觉。孩子丢了，母亲也不觉得是那张憨厚的笑脸玩出的伎俩。这是现实中的“拐骗”方式。可我却想到这是社会的另一种变异，在真诚的面具下做着骗人的勾当，这是各阶层的一种普遍现象，人与人之间真诚已是一个最有效的幌子，运作起来比混合运算得出的答案还要准确。这多可怕?或许善于纪实手法的郭凯敏，那时候就看穿了幌子背后的诡谲，才展现这样的镜头语言?选择了一个非常憨厚的扮演者，做着不符合外像的勾当。这种人物设计打破了过去戏剧脸谱化的模式，让我品出了别样的感觉。也许先知的他，正是暗示了一种人文的变异现象。这就有了诗人的语言和预言家的特征。那么，坚持本真就能揭示出所谓的技巧不一定能揭示出来的本质。如此看来，他的电影艺术研究的是人，要阐述的也是人，人的丑恶，人的美好，他了然于心，于是他称颂人性，也鞭挞人性。他永远无休止地在人当中寻求真谛。
这个“拐童”高手，不仅长相憨厚，说话也实在。回到家中连熟悉他的老母亲也能被他蒙骗。他把“拐童”的钱交给母亲，那孝顺的样子也确是真诚，以致善良的母亲认为自己的孩子最有出息。这种“孝顺”的伤害，埋下了深刻的一笔。伦理道德的深层变异，是剧中的曲笔。《天伦》一直让人滴出心泪，一切都在变，而且是一种根性的更变，文化的沦陷。被丢失孩子的家庭，好好的一个教师疯了，离开讲台四处卖唱找孩子。这也暗示着天伦被毁，斯文扫地，当父亲不能保护孩子，孩子不能依靠父亲成长，血缘文化遭到破坏，人就会变质、变态。世界正在疯狂……这个情节让我黯然神伤。
公安机关破获这起重案，罪犯绳之以法，在铁窗里开始想娘。他把别人的孩子拐卖了，他自己也在娘心里丢失了。娘装着赃钱来到铁窗前，把所收到的钱物还给他，满含眼泪告诉他，我没你这儿子，你爹他也没你这样的儿……这话含泪带血。铁窗内的罪人，让无数家庭破碎，他自己也成了“孤儿”。这种深层的潜台词，读出来令人心碎。导演的心思是细腻而深刻的。母子相见一戏，展示了两代人的思维定式产生错愕，固有的家庭伦理纽带正在发生变化。中国是以氏族传承文化的一个国度，父母儿女不是血缘断裂，而是文化断裂，这是这部戏传递来的重大思考。破坏天伦何其万恶?而这一切根源在哪儿?这是我看这部剧的叩问。
电影《天伦》开机
三、 我想：比大地深厚的是关爱人心
《天伦》1995年出品，时至2023年已有28年时光，重新观看，它给了我太多的思考，不是我有多么深刻，而是现实的疮痍在眼前，也许比当时观看，累积了更多的感慨，更多的伤感，更多的心碎。这就是郭凯敏先生貌似守旧的电影手法，延伸出来的前瞻性。而今社会上，为了钱什么伤天害理的生意都可以做。有姿色的女子卖淫，无本钱有心机的男子卖人。权势富豪阶层泡的是二奶三奶，下层人是地下卖笑，夫不夫，妻不妻，父母子女因为家产反目成仇，农村老人，子女外出打工无人赡养。最深厚的文化在乡村，如今多半已是空巢、文化的断裂，人与人之间已失去信任，人的尊严已经沦陷……
因而，我认为这不是简单的拐卖儿童的纪实作品，它蕴藏着制作者深切的忧患意识。他不为业绩，只为一声呐喊。对于个体来说，20世纪九十年200万会是什么概念?但是，郭凯敏导演一腔孤勇要去承担风险，擎起一根警示棒，发出正义之声!我以为他是这个时代的唐•吉诃德，为着自己的理想，内心燃着不灭的火焰，面对困境永不妥协，是那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勇士风范。
看完《天伦》之后我问他，艺术能改变什么?
他说：“艺术改变不了什么，但我只想做我该做的事。艺术不是改变世界，但可以灼照人心。《天伦》最大的价值，片头片尾是大案破获之后找回的孩子，有的太小不知道自己的家，通过展示，有几个孩子被父母认出，领回家中，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当时各种媒体都在报道。这虽然是一部电影，但，完成了一次寻亲活动。《天伦》并没有赚了多少钱，可总算做了一件该做的事，我没有遗憾。”
哦，我突然意识到，有的人就是要活出自己想要的那种人，这是一种有灵魂尊严的人。
他说“赚不回钱来，艺术理念没有丢”。
是的，这个我理解。人活着总有一种坚守，有坚守才能活出人的高贵。我对这个电影人肃然起敬!他不是摆花架子，玩艺术的那种戏油子。不是灵魂小，架子大的那种名人样子，他骨子里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他的忧患是内在的，深沉的，不言语的，只管默默去做，误解和曲解都是甘泉，他不解释。这让我看到一个精神强大的人，必定是在艰难困境中修炼出来的。看来，再肮脏的世界也有圣洁，再猥琐的人群里也有勇士。原来真正的艺术信仰，不是执着地追寻辉煌的业绩以显己荣，其终极目标是关爱人心!艺术家不仅仅是成为技巧的高手，最主要是内容的实在，其内容含的金量在胸怀与境界。这是郭凯敏先生给予我的重要启示!
《天伦》的精神内涵与社会性延展是强大而长久的。但视角和横切面，编剧没有设计好。我个人认为，探索人性的美丑是一个过程，一种跟踪式样。如果横切面从罪犯曲为民家庭困境开始，追踪曲为民的行为，去寻找人性变异的成因，人物就不会非白即黑，人物心理的情节转场会更合理，推进剧情更能充分展现人性、人心、人情的饱满性。作品最怕事件发展的干燥性，无论事件多么热闹，人物成了事件发展的标点符号，作品就缺少感性认识。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2023年2月15日 净心斋
本文作者陈亚珍
本文作者简介：
陈亚珍，女，山西昔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女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二级编剧，原《乡土文学》副主编。主要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碎片儿》《神灯》《十七条皱纹》《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风语》。长篇纪实文学《陈荣桂与陈永贵》《谁在守约》《孤独的回响》。散文集《玫瑰：撒下一地殷红》《坐在时光的角落里》。电视剧：《苦情》《路情》《唢呐魂》《地委书记》《土岭纪事》等。作品曾获“赵树理文学奖”“北方地区优秀图书奖”“全国音乐剧灵芝奖”“华北地区电视剧三等奖”“山西省电视剧一等奖”。《小说选刊》全国短篇小说征文一等奖，《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获2012年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长篇小说第四名。
编辑：刘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