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可不是光抓坏人”
1955年12月24日，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军人家庭。父亲任德1945年参军。我出生后，由干娘带着。直到三岁半，才随姥姥到北京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大院居住。
父亲从小教育我要继承军人光荣传统，做好人，为百姓做好事。1970年11月，我初二仅仅上了两个月便参军入伍。在十三军一一五团二营炮连，先后担任战士、文书、指挥班长。在革命的大熔炉里，1975年3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母亲希望我当一名人民警察。六年后，我从部队退伍。
1976年3月，我如愿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安排在区里最大的古城派出所，当上了光荣的人民警察。
报到的第一天，我穿着上白下蓝的七二式警服，头顶圆型国徽，肩扛两面红旗，脚蹬三接头皮鞋，回到大院后好好地显摆了一番。
对门的张姥姥见到我，一个劲儿地夸我：“继兵脱了军装，这身行头更精神了。”
“姥姥，不是行头，是警服。”我得意地凑近张姥姥。
邻里的阿姨们都好奇地打量着我。
“警察是专门破案抓坏人的。”我得意洋洋地告诉她们。
这时，在市公安局上班的黄阿姨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的身边，说：“继兵，警察可不是光抓坏人、破案的，更多的是为人民服务，是要为群众办实事的。”
我不好意思地“嗯”了一声。
我当了片儿警，整天扎在辖区，和老百姓们相处得越来越融洽。
慢慢地，我了解并懂得了为什么在警察前面一定要加上“人民”二字，了解了“有困难找警察”的意义。再后来，我向老同志学习，深刻理解了人民警察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渐渐地学会了破案，学会了调解民事纠纷，学会了做群众工作。
虽然每周吃住在派出所，一周只能回家一次，但我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彷佛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儿。
上海牌手表不翼而飞
最让我感动和难忘的是1979年的一个夏天。
已经农转居的金大妈家白天突然出了大事。儿媳妇去买菜，放在屋里桌子上的上海牌手表不翼而飞。
因为老爷子搬家，我只请了一天多假，在家休了一晚上，第二天快中午时才回到派出所。
大胡子所长一见我便玩命招呼：“你负责的辖区——白庙村，出了大事，快去看看吧。”
我火急火燎地赶到白庙村。
刚一进院子，金大妈就操着京腔，喊开了：“任儿啊，你可来了，大妈都快急死了。”
“您甭着急，你把事情从头到尾给我说一下。”
金大妈把儿媳丢手表的过程对我详细说了一遍。
“当天，都谁来过?”我问。
“就一个找住房的男人，骑着自行车，好像走了之后，又折返回来，过道里停过车，还有快步走的声音。”
“大摡什么时间?”
“记得闹钟响了十下。”
“那人长什么模样?穿什么衣服?”
“没看清长什么样，穿了一身绿衣服。”
“您先坐着，我去后面看看。”
金大妈家分前后院，她住前院，儿媳住后院，两个租房客几天前刚搬走。
按照金大妈的描述，我开始现场模拟：推车进了金大妈前院，房门锁着，然后到后院找人，往里走，房门开着，没人。推车转身离开，想起了什么，把自行车支起，快步走回那个没锁门的屋子，进屋……之后，骑车离开。
“干什么呢，任儿?”
“没事，刚才我停车和快步走的声音，您看，像那个穿绿衣服的人吗?”
“有点儿，可他的步子好像比你重。”
“忙手表的事呢吧?”
金大妈好像看出了什么，边说边倒了一杯茶水，还放了些糖。
“大妈，以后，我喝白开水就行，您别又沏茶，又放糖的。”
“这孩子，你们整天忙这儿忙那儿，喝点糖茶水，补身子，不犯法。”
“得勒，我喝，还不行吗?您别急，这两天，我就处理大姐手表的事，有信，一准就告诉您。”
那几天，我调查了金大妈家刚搬走的两个租房客的情况，又调查了他们的社会关系，最终查到了那个穿绿衣服的年轻人。他在首钢工作，案发那天他没有上班。几经周折我找到了他。
经过我一番问话和苦口婆心地开导、教育，他终于低下头，交代了盗窃手表的事实，情节和我演绎分析的基本一致。我向所里领导申请，没有处理他。后来，得知他改过自新，成了单位先进工作者。
手表完璧归赵，金大妈为了表示感谢，特意把一包糖和一盒礼花香烟送我。我怕金大妈生气，假装收下交给所长，后来让人把糖和烟还给了金大妈。
“急群众所急，帮百姓所需”
1982年12月，组织上任命我为老山派出所副所长，与年长我二十三岁的副指导员老苟，带领三名民警，负责维护首钢新建家属区的社会治安秩序。
1984年，我们的警服统一改装为橄榄色，仍为红领章，头顶原来的红色圆形国徽换成了金盾标志，双肩有了盾牌。
说来也巧，刚换新警服的那天就遇到了一件事。
那天，我在派出所值班。
凌晨2点多，电话突然铃响了。
“任所，我这有一个病人，老山门诊看不了，你能不能派人送趟医院?”来电话的是首钢医院老山门诊的杨大夫。
我立即答应下来，告诉值班的小李后，我立刻把所里刚发的三轮摩托车发动着，去了老山门诊。
病人是治保积极分子刘大妈的七岁孙子。我将大衣披在坐在车斗里的刘大妈和孩子的身上，让孩子的父亲坐后座，径直去了首钢医院。
值班医生正好是个外科大夫，经他诊断，孩子得了急性阑尾炎。立即做了手术。
孩子得救了。
刘大妈逢人就说：“任所是我们孩子的救命恩人。”
这一年夏天，我们派出所与分局刑警队通力合作，仅用十天时间就打掉了一个入室盗窃犯罪团伙，破获了数十起案件，受到分局、市局领导的通报表扬。
1989年，公安部、财政部联合通知,对八三制式警服进行改革。八九式警服裤子取消了两侧的红裤线,红领章改为松枝衬托的红色盾牌领花，使我们人民警察显得更加精神。
1999年，中国人民警察服装又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选用与国际上主流色调相一致的藏蓝色，形成鲜明的警察制服体系。同时，实行量体裁衣，由厂家直接发到民警个人手中。
2003年，我由一级警督晋升为三级警监，成为一名高级警官。因为办公室负责全分局的信访工作，我碰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群众来访事件。
那天，我正在写一份“做好每一天”的情况报告。正在信访室接待群众的小曹向我报告，一位大妈说有重要情况要见领导。
“告诉大妈，我马上下去。”我毫不犹豫地说。
来访者是一位来自河南的老大妈，姓侯。她说，在北京工作的儿子买了新房，回姥姥家期间，让同事住上了，可等他回京，同事却赖着怎么也不搬走了，这一住就是一年。
我听了很生气，安慰大妈：“您别着急，我这就给您办理。”
我叫上派出所的几位民警，去了侯大妈儿子家。敲开了房门，我耐心地对那位同事进行了一番法治教育。
也许是那位同事感到了心虚和惭愧，也许是看到了警察的威严，他说话开始语无伦次：“我腾房，我马上腾。”
当天，那位同事搬走了，房子腾了出来。
侯大妈激动万分，做了一面“急群众之所急，帮百姓之所需”的锦旗，送到了我的单位。后来得知，侯大妈是河南开封市人大副主任。侯大妈高度赞扬了我，说我们人民警察素质高，责任心强，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事，是人民信赖的新时代的好公安。
2015年年底，我退休了。因为舍不得警察这份工作，我又在单位返聘，继续为公安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从1976年从警到2015年退休，警服换了若干次，但我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事的初衷一直没变，我家的红色故事就这样一直延续着……
作者简介：任继兵，男，现为北京市石景山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公安文联作家协会会员。1955年12月生。1970年入伍当兵。1976年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古城派出所任外勤民警。2015年退休。创作的诗歌、散文、纪实文学、小小说等百余篇作品在《法制日报》、《人民公安报》、《北京晚报》、《北京纪事》等多家报刊杂志发表。作品《祖国在我心里》在北京市第五届放飞梦想诗歌朗诵原创征文大赛中荣获一等奖，著有个人作品选集《秋之韵》。
责任编辑：刘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