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就要召开了，恰逢八一前夕，我作为1975年在部队入党的老党员，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在部队这个革命大熔炉里6年锻炼成长的难忘岁月，又浮现在眼前……
1970年11月，不满15岁的我在大院一名辅导员叔叔的热情帮助下，毅然参军入伍。我们在原总后某汽车团集中，父母得到消息后，专程来看我，此时，双亲并未责怪我，反而鼓励，做为军人的后代，既然选择了部队，当了兵，就一定要做个合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而决不能给解放军的红五星上抹黑。我十分激动，不住地点着头，并把随身携带的来不及留在家里的出门证、医疗本以及自行车本什么的一齐交给了母亲。
有一天，我们这些刚穿上军装的新兵，被召集在一起，排成一队，用重复报一二三的方法决定去向。数一的留在北京在原总后汽车五团当兵;数二的在天津警备区当兵;数三的远去四川在野战部队13军当兵。开始我报数数一，可总觉得留在北京离家太近，就私下与一个数三的比我高半头的男孩换了位置。就这样，我选择了遥远的大西南。
北京火车站凛冽的寒风嗖嗖地扫射着行人。我不觉得冷，心里却有一股暖暖的热流，我就要离开北京了，就要离开生我养我的父母，心中不觉有几分依恋，是后悔吗?不是!是想家吗?也不是!望着到火车站送我去四川当兵的父母，一种孤雁南飞的感觉油然而生。我们5名新兵和带兵的首长先后上了火车。我打开车窗，看见了父亲，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微微着向我挥动看手臂，母亲的手则只举在胸前，虽然她戴着眼镜，却分明能看出眼眶里有什么在闪动。伴着一声长长的汽笛，火车缓缓起动了，我使劲向他们挥手，帽子差点挥出窗外，直到9次特别快车远远地驶出北京。
去四川的一共6个人，带兵的首长和我们5名男孩，不!是5名新军人。在火车上，我们有说有笑，不知不觉，列车到达了四川内江，走出车门，天蒙蒙亮，大地一片翠绿，像来到另一个世界。
一辆军用卡车来接我们，落脚的第一站并非军营，记得是地方一个办事处的会议室，主要是暂短停留后，确定我们5人的具体去向，也就是明确我们分到哪个真正的部队。天大亮时，来接我的另一辆军用卡车到了，我和另外4名新兵敬礼告别，这是我当兵后的第一个军礼，一个标准的真正军人的军礼。带兵的首长显然非常满意，高兴地点点头，他哪里知道，我们长在军营，军礼看得太多了。“走吧，我们一起上车吧，“我这才知道，带兵首长和我在一个部队。他在一营炮连担任二排长，后来得知，他把我们5名从北京带回部队后，就由排长升任了副连长。一路上，我注视着四川这个新的天地，此时，祖国的北方早已秋风扫落叶，枯枝傲然挺立，而四川却像另一个世界。在学校学地理时，知道四川是一个大盆地，属丘陵地带。可不知道已经是冬天了，这里仍是一片绿油油的，大地充满了生机。
我被插班到团新兵连。这里没有自来水，早晨洗脸，刷牙要跑步到几里以外的江边上，我们长长的排成一队，就像江边的一道绿色堤坝。江水哗哗地流着，就像为我们这些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新兵低低地吟唱。我们用清凉的沱江水刷牙、洗脸，我仿佛一下长大了，完全忘记了一个小男孩在家的那种舒适和安逸。
新兵连的生活没有什么特别的，江边洗漱，出早操，早餐，豆瓣儿酱拌大米饭，喝米汤。之后，上传统课，队列训练，午餐仍是米饭，四川的青菜，炖南瓜，豌豆汤。下午理论学习。晚餐，香肠丝瓜，大锅炒蚕豆，冬瓜汤，晚上开班务会，写家信。几个月循环往复。在新兵连时，发生了一件惊动全团，让我终生难忘，听了会令人张口结舌，现在已成为团史的军事机密。大概是我插班新兵连的第二周，星期日自由活动我上街买东西，在一家小饭馆吃担担面时，遇到一个比我起码大6岁的北京人。他是支援“三线”来四川的，听我口音一下认了老乡。那个年代，在外地碰上一个北京老乡可比什么都亲，他把我带到他们厂子，参观了一番后，便来到他住的单身宿舍，让我看他画的油画，后来，他为我煮挂面还加了鸡蛋和油菜，可香了。我们边吃边聊，相互间的距离也越拉越近，天快黑了，我要归队，他却执意挽留我在他家住下，我真的把他当成大哥哥，况且，他是北京老乡，住就住呗，我什么也没多想和他整整聊了一夜。
谁知，第二天出了大事。当我高高兴兴回到新兵连销假时，指导员竟大骂我违反了军纪，并严肃地对说，“走，去见参谋长，他有急事找你，等着挨批吧。“指导员的语气强烈、生硬，带着几分恫吓，他亲自把我送到团部。“报告!”我庄重地大声喊道。“快进来，小鬼。”参谋长知道是我，直接打开了门。“好，好，好，能平安回来就好，小鬼，快坐下。”参谋长连说了三个好，边说边给我倒了一缸子白开水。“你回去吧。”参谋长转身对指导员说。指导员给参谋长敬了一个礼，推门走了。我丈二摸不着头脑，好奇地望着这位首长，这位长者。“参谋长，您找我有什么事?“我大胆地问道。”你就是任继兵，北京来的，父亲也在部队，是吗?”我站起来，“报告参谋长，我是任继兵，父亲在总后勤部也是一名军人。“小鬼，快坐下，你知道吗，当了兵，就要严格遵守部队的纪律，你可能不知道，军人可不能在外过夜。告诉你，昨天晚上，我们出动了一个侦察排去找你”。“什么，一个侦察排找我?”我像被弹簧弹起来，立正站好，惊异地，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如果你早上再不回来，我们可要给北京发电报了。”我呆呆地站着，片刻，才从惊异中反应过来，“参谋长，我真的不知道军人不能在外过夜，我错了。”像是表白，可又像是在上课。我十分认真而笔直地立正站在那里。“这次就算了，你毕竟才15岁，你想过没有，若是遇到坏人怎么办?以后可一定要注意，铁的纪律，是胜利的保障。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军人了。”
参谋长如同长辈，深情而严肃地教育我，“记住了，参谋长，以后，我一定严格遵守纪律”。我的声音洪亮，用心表达一个新兵的决心和犯错后的态度 。参谋长终于露出了笑容，使劲捏了捏我的肩膀。
那天，参谋长特意留我在团部吃了午饭 。很快我这个“插班兵”，“正规毕业”，分到了团二营炮连，正儿八经成为“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真正军人。我被编在连部直属的指挥班。班长整大我7岁，广东人，普通话说得极好。他军事技术很过硬，是全团炮兵侦察兵的尖子。正因为如此，班长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就拿速记来说吧，必须每分钟达到150组，否则不算过关。当我达到这个目标时，手指已磨起了老茧。我们虽是炮兵侦察兵，但手榴弹投掷和步枪实弹射击一个不能少。好歹我在学校练过哑铃，又有打篮球投篮的底子，所以，手榴弹投掷比较顺利，总在50米左右，达到了优秀成绩。唯独步枪实弹射击不尽人意，班长着急没用，我也不好直说，谁也清楚近视眼是很想打出好成绩的，我凭自己的刻苦训练，也凭着特有的自身感觉，终于没有拖连队的后腿，因为，我起码打出了及格甚至良好的成绩。当班长知道我是近视眼时，他总算放弃了对我的更高要求。
1971年底，部进行野营拉练。我又一次经受了考验。班长就像个老大哥，一方面，对我的严格要求丝毫没有放松;另一方面，对我生活上的关心和照顾又多了几分细腻。
第一天出发前，班长仔细教我如何检查鞋子和鞋垫，告诉我鞋子里不能留下一点沙子什么的，鞋垫必须平整。鞋子尽可能不要有褶，这样打脚泡的可能性才会缩小。结果第一天行军，我们就走了整整100里地，我背着侦察兵配备的三角架、方向盘等侦察仪器，坚持顺利到达了目的地，欢迎我们的四川老乡播放了优美动听的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乡亲们还特意为我们打来了喝的开水和泡脚水。我累得实在有些撑不住了，连稻草也顾不上铺，靠在背包上就想睡，班长过来一把拉起我，使劲喊着，“这是部队，不是你们家，明天想被留守收容是不是。”边说，边打来一盆泡洗水，帮我脱下鞋子，当他看见我发白的足底并没有水泡和血泡时，竟微笑地一抹我的头发，一切尽在不言之中。我是连队第一个泡的脚，倦意消除了许多。
那一夜我睡得很香。班长说，第一次听我打呼噜，声音虽然不大。我想，那呼噜声一定比民歌好听。
1972年，我被任命为连队文书兼军械员，当年底我刚好17岁。也许是连首长要特意考验我这个城市兵，尽管我文书和军械员的工作都很出色，仍没有发展我入党。直到1975年的春天，我才激动地填写入党志愿书，之后被营党委批准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976年3月我离开了服役6年的部队，退伍回到北京，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先后担任外勤民警、派出所副所长、分局秘书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期间，被评为北京市公安局先进个人。荣立个人三等功三次，受到组织嘉奖9次。个人论文获公安部二等奖一次，三等奖一次。2015年底退休。后组织上又返聘五年。虽已年过花甲，但我并不觉得老。先后加入石景山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全国公安文联作家协会，被聘任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法治文艺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深知父辈跟随毛泽东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那一代共产党人打下江山，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多么艰辛不易。
我一直这么想：要继承父辈革命事业，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牢记为民族谋幸福的使命。永远忠诚于党，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党阔步前进。如今，要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多写赞党、赞国、赞人民、赞我区的好文章。以组织需要努力做好社区工作，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石景山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贡献力量的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作者简介：任继兵，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原办公室主任;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法治文艺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编辑：李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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