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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与推理》:考古队长许宏生动回顾二十年田野亲历

时间:2021-07-13 15:25:25 来源:新浪网 作者:闫亮

《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   许宏   山西人民出版社

  《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 许宏 山西人民出版社

  考古队长许宏生动回顾二十年田野亲历

  缜密破解重大考古“悬案”的是是非非

  ◎一枚小小的丁公陶片,何以掀起轩然大波?

  ◎二里头宫城的发现不是挖出来的,而是“想”出来的?

  ◎二里头“1 号大墓”是真是假?

  ◎“超级国宝”绿松石龙的现身如何一波三折?

  ◎“绿松石小兽”究竟是哪朝遗物?

  ◎传说中的“尸乡沟”如何进入正式的遗址名称?

  ◎武威铜奔马被断代为东汉是否准确?

  ◎西晋墓里出现金属铝,这可能吗?

  本书隐含着一位资深考古人的学科反思:考古,需不需要有想象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运用想象力?假如没有想象力,很多考古发现便无从谈起;然而,过度解读甚至误读,又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该如何与无言的地下遗迹进行对话?这不仅依托于文物的发现,考古学家自身的专业敏感与推理能力也很重要。书中追述了几场重大考古事件的始末,不仅以亲历者的视角,呈现出考古现场的复杂性和魅力,也对几则著名的考古“悬案”重新展开考察,以专业者的慎思明辨澄清了其中的是是非非,提炼出极具启发性的学术思考。

  借助考古学家的目光与思维,可以近距离体验古代文明的揭秘历程,深入了解中国考古学人的求索之路。

作者简介:

  许宏,196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从事中国早期城市、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的考古学研究。面向公众的著作有《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东亚青铜潮》等。

  我对这本小书的定位是,用讲故事的方式书写学术史。

《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   许宏   山西人民出版社

  所谓“纪事本末”,就是希望把一些考古发现及其论争探索过程,述而不作地娓娓道来,热闹之外,得让诸位看出点儿门道来。——许宏《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 许宏 山西人民出版社

考古人的发现与推理

  1992年元旦翌日,初出茅庐的年轻考古人许宏遇上一桩大发现,并因此卷入到一个著名的考古谜案中。这个大发现是,在距今约4000年的一块陶片上,有11个复杂的刻痕。是文字吗?若是,中国文字出现的时间就要大大提前。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件事很快引发争议,一时难下定论。

  考古学家的工作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侦探,当他们到达现场,这里只有错综复杂的遗迹和不甚明朗的谜团;他们需要知道如何处理遗迹,如何找到证据,并推测出曾经发生的事实。如果以最精炼的语言概括考古学家在做的事,那么诚如这个书名所言——《发现与推理》。

  这本书出自“最早的中国”——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长许宏教授之手,他以讲故事的方式,暗中围绕“发现”与“推理”两条线来写,勾勒出一幅色彩纷呈、层次丰富的画卷。换言之,作者展现了这两个词的丰富内涵,串接起考古知识、考古同人、考古悬案、学科变迁的方方面面。“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而作者的目的,是让广大读者也能“热闹之外,看出点儿门道来”。

丁公陶片的字符之谜

  回到本文开头的那枚陶片,它出自丁公遗址。该遗址在龙山时代延续时间较长,距今约4300~3800年。陶片遭到质疑的关键点即在于发现环节。作为亲历者之一,作者在书中详细回顾了整个发掘过程,这为考察事实提供了充分的背景。

  作者生动晓畅的文字令人身临其境,仿佛亲眼看到那支考古队是如何着手一步步工作的。探方、探沟、铲探、给号……这些考古术语被还原为具体的考古活动,如历历在目。“H1235”这个工作坑,是作者负责编号的,坑中出土了上千枚陶器残片,带有11个刻符的那块陶片便混居其中。它大致呈梯形,长约4~7厘米,宽约3厘米,小得足可以握在手中。

  在考古发掘现场,是没法把如此大量的陶片一一清理干净的。除比较完整的器物外,一般的陶片都按照处理流程集中装袋,送进室内慢慢整理。这完全符合田野考古的操作规程。然而,争议即纠缠在这里,因为带有字符的陶片是在室内被发现的,而不是在第一现场,这给它的身份蒙上了尴尬的阴影。有学者提出,由于陶片在坑中的位置不明,因此就失去了确切的地层关系,无法保证不是外来之物混入。甚至有人臆断是考古队的造假行为。

  “遗憾的是考古学的对象本来就是残缺不全的,田野工作又有很大的随机性”。那么该怎样妥善处理这个看似“无法弥补”的一环呢?这也是对文物继续做出推理的关键一步。作者及其同人在发现陶片后,立即展开审慎的复核,确认同坑出土的陶片没有晚于龙山时代的;继而请专家亲临察验,并根据专家意见,对字符陶片所在的考古坑进行扩大搜寻,结果仍是没有龙山文化之外的混入物;随后,他们又聘请数十位考古及古文字学专家鉴定陶片,专家们一致认可其价值。经过层层严密的把关,时间已过去近一年,他们才正式公布这个发现。

  在遭到质疑甚至是恶意揣测之后,作者等当事人没有写过反驳文章,这是因为他们秉持考古人的准则:“实事求是,忠实记录,慎于演绎”。在丁公陶片尚属孤证的情况下,他们的态度是:“孤证不立,与其驳难辩解,匆忙定论,不如把它放一放,作为今后工作的一个线索和提示。”

  后来,随着其他遗址同属龙山时代的文字被发现,龙山时代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是中国文字正式形成的时期,丁公陶片也不再是孤例了。

二里头都邑的面目之谜

  作者是在1999年接掌二里头考古工作的,此前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已持续40年。如今我们知道,二里头遗址有“最早的中国”之称,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能够表征“广域王权国家”的大型都邑;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它的整体面目却一直模糊不清。由于已发现的建筑基址在布局上显得无有章法,看不出规划性,有学者甚至认为它根本不是都邑,而是一处大的祭祀中心。可是,二里头又分明已出土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基址群、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铸铜作坊,以及若干贵族墓葬,它理应具备王都的身份。

  “规划性,是政治性城市的特质所在”。所谓规划性,就体现在道路、城圈等设施上。问题是该如何发现它们呢?考古人总说发掘工作像愚公移山,“整个遗址如果是一张纸,每次的发掘就像在纸上扎洞”。倘若漫无头绪去寻找二里头的规划特征,恐怕难乎其难。

  “考古学家最主要的工作是发掘,发掘又分为两种:一种是野外工作中对古代遗存的直接发掘;一种则是在前人已有的成果中进行‘再发掘’,发现那些对今后工作有益的线索。”二里头东侧的一条南北向大道,就是作者从前人成果里“再发掘”出来的,它沉潜在1976年的发掘记录之中,当年追探工作进行到200余米时因故暂停。就在重启这条路的发掘过程中,作者听说有老乡家地里小麦长势不好,他凭借考古经验知有异常,便派人钻探,因此发现了北侧东西向的一条大道。这条大道与此前发现的南北向大道垂直相交,竟然构成中国最早的大十字路口,并且把遗址东侧的建筑基址群围在其中。局面顿时明朗起来,可想而知,在对称的方向上,应该也有两条大道,这四条道圈起了宫殿区的范围。后来的发掘工作证实了这一点。

  宫城城墙的发现更具“传奇”色彩,它在发掘之前,就已被作者预先想到了。这还是东侧大道的发现带来的启发。由于该大道紧邻遗址东部的一座宫殿,两者之间再无安置城墙的空间,而作者依据其多年研究古代城址建立起的理论观念,相信宫殿区不应没有圈围设施,于是推测这座宫殿的东墙也就是宫城城墙的一部分。在这个思路之下,大大缩小了搜查范围,考古队将宫殿的东北角和东南角分别解剖查看,果然墙体往南北两端延伸出去了。然后就是“顺藤摸瓜”,到2004年春天,“一座总面积达10.8万平方米的宫城被揭露了出来……形制布局与后世宫城最为接近,虽然面积仅是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左右,却是后世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

  作者不禁感慨,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说过一句话,非常有道理,大意是:在考古工作中,你只有想到了什么,才能遇到什么。

偃师商城的身份之谜

  偃师商城的发现很有典型性,它是借着配合现代基础设施选址的契机,而得见天日的。此地属洛阳盆地,文物荟萃,首阳山发电厂经过两次挪移,才定下建厂厂址:第一次是给西晋帝陵区让道,第二次便是因为误打误撞遇上这座商代大城。

  其实在此之前,已有多位考古学家与偃师商城擦肩而过,差点就发现了它。首先是徐旭生先生,他精通古代典籍,曾根据文献中的线索,于1959年到偃师踏查“夏墟”,当时即从埋藏于地下的偃师商城南部穿过。结果他没有发现“夏墟”,却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后来还有赵芝荃先生,他在担任第一任二里头考古队长期间,来此处考察过。偃师商城位于二里头遗址的东北方向,两地隔洛河相望。

  从老一辈考古学家的身上,体现出的是“证经补史”的学术范式,甚至他们以此为学术理想。仿佛考古除非有补于文献、能佐证文献,才特别显出价值。这种倾向尤其反映在信史稀缺的夏商周考古领域里。偃师商城现身后,围绕其身份展开的激烈争论,依然是这种学术思维的余音。有学者说它是商汤之都,而其中大部分人在偃师商城出现以前,曾认为二里头是商汤之都;还有学者认为郑州商城才是商汤之都。指认偃师商城为商汤之都的主要证据之一,是史书上对偃师有“尸乡,殷汤所都”的记载,而城址中部恰好被一条低洼地带横穿,当地人称之为“尸乡沟”。然而作者经过仔细的追溯,发现“尸乡沟”是“石羊沟”音近之讹,而那条低洼地带,应是汉魏时期人工开凿运河的遗迹。

  进入1990年代,考古学学科开始发生转型,即从“证经补史”的王统考古转为全方位的社会考古。在这个背景下,1996年对偃师商城的考古工作加大力度,以期尽快提升到新的高度,作者也因此参与进来。对偃师商城的定位问题,作者的态度是,应避免脱离事实的观点先行,而是要立足考古发现,这是推理和讨论的基础。思路转换之后,就会发现一些以前疏忽的现象,比如城址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城墙宽厚而城门极窄,内部就像逼仄的胡同一样,这与王城并不匹配,而是“该城注重防御的军事色彩浓厚的标志”。

  以同样的思路,作者主持二里头遗址考古20年,在其任上有诸多重要的发现,却始终没有贸然做“一刀切”的断代,更不会进行“对号入座”的联想。但这并不影响他做出种种极具启发性的推理,在此基础上得出二里头是中国古代“广域王权国家”形成的表征这个明确推论。

  书中围绕“发现”与“推理”,还有很多既有趣又深入的讨论。其中包括实践层面的生动记录,也包括思想层面的学理升华;既有作者对其从业经历的一个完整回顾,又有跳出自身的对中国考古学史的个案梳理;它可谓一本有温度的考古纪事,也是一部为大众开启考古之门的佳作。

责任编辑:刘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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