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兴》：问史于天地之间

　　《汉兴：从吕后到汉文帝》 李开元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在刘邦故里长大，从小就听到过不少有关这位草莽出身帝王的传说。在那个无书可读的时代，这类口头相传的故事构成了我们这些偏僻乡野少年重要的知识来源。部分与此相关，李开元先生有关秦汉易代的“历史叙事三部曲”：《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楚亡：从项羽到韩信》和《汉兴：从吕后到汉文帝》(均由三联书店出版，前两部出版于2015年5月，后一部出版于2021年7月)，引起了我强烈的阅读兴趣，尤其是后者，更是利用工作之便在正式排版之前即通读了全部正文。在我庞杂的阅读生活中，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与《秦崩》《楚亡》一样，《汉兴》问世后同样受到广泛关注和普遍好评。此三部曲虽着重点和写法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可以以“行走史学”来概括。作者立志打通文史哲，而以司马迁为师，认为《史记》是伴随他一生的读物。太史公可谓行走史学的鼻祖，他在《史记》中曾这样写道：“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同样，李开元也曾到丰沛芒砀等刘邦早年活动的地区问旧访古，其熟悉程度让我等当地人汗颜。已故著名史家田余庆先生这样评价：“多走，走出治史写史的特色来，这是难得。多走，走出行走历史的理念和风格来，这就可贵了。”《史记》以文字优美、叙事生动著称，“无韵之离骚”是也，这也是李开元叙事三部曲竭力追求的：“三部曲的写作，是重振叙事的努力，为历史学收复了失地，拓宽了领域”。“通过这本书，我也想表达一种思想：一切历史都是推想。有时候，文学比史学更真实。”这点得到了读者的认可，邢义田先生更是认为从中“看到了历史学家重振叙事的卓越努力”。并非偶然，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也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为了寻找历史真相到处游历，他的《历史》既是一部历史，也是一部能给读者以美好享受的文学读物。“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采，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这与李开元自述的著述动机不也非常相像吗?

　　不过，到《汉兴》出版之际，作者更愿意把其写史方法称为复活型历史叙事，并以此为傲：它们“不是小说，不是演义，也不是科普，不是通俗读物，不是公众历史写作，而是基于史实的历史叙事，是可信的史书。更具体一点，三部曲，是复活型历史叙事”。他认为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史书，可信度高，可读性强。三部曲中所有的时间、空间、事件、人物和器物，都是经过考证的，是可以证明和证伪，可以讨论的”。其中，《汉兴》是作者心目中的终结篇和前两部著作的升级版，是其“终身之志的完成”。在某种程度上，复活或者说还原是历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和追求。这意味着要尽可能地掌握新旧各种史料，要在方法上做到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微观上要善于发现历史中新奇之处，会讲故事，注重将读者带入历史的现场;宏观上则要有对历史命运总体的思考，要掌握史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同时要有经年持续不断的研究作支撑。在这些方面李开元先生确实有可夸耀的资本：不算早年的积累，仅仅为了此三部曲他就花了20年的时间。三部曲所叙述的历史，集中在秦末汉初改朝换代的风云激荡时期：“我整理历史，写《秦崩》《楚亡》《汉兴》，叙事从公元前256年，刘邦出生于楚国沛县开始，结束于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病故长安。时间的跨度，整整100年。”具体说来，“《秦崩》中，大厦将倾，天下大乱的叙事，是这种历史特点在国家政府层面上的体现。体现在民间下层，有亭长刘邦的人际交往、陈国后裔陈胜的坎坷人生、韩国后人张良的复仇隐逸……《楚亡》中，有王孙韩信的淮阴生活、英国后裔英布的逃役亡命、贫民陈平的乡里社稷……在《汉兴》中，以叔孙通为主线的儒生群体之遭遇，更是思想文化层面上的真实写照”。这一时期的重要性毋庸多言。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指出：“严格说来，要到秦汉才在中国历史上正式有统一政府——因此讲中国传统政治，可以径从秦汉讲起，以前暂略不论。秦代只是汉代之开始，汉代大体是秦代之延续。”对此李开元有自己的理解，提出了一套后战国时代理论。不过读者的感觉时常与作者有偏差。具体到《汉兴》，书中尽管讲述了一些普通民众的故事，比如民间女子田南的爱情悲剧，意在展现底层平民被国家政策绑架的无奈命运，以及医生淳于意的故事，涉及中医中药与黄老之学的渊源等，但全书关注的重点仍是汉帝国及帝制建立的过程。实际上，作者自己也承认，“在传统的意义上解读这个时代，可以用‘文景之治’的黄金时代来概括;在现代的意义上重新诠释这个时代，可能是中华帝国2000年王朝循环的历史中，唯一一次在体制上出现了新的转型之可能性的时代。这个新的转型的方向，就是脱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一帝国体制，逐步走向统一法制下的分权政治体制”。叙事与思辨，想完满地结合起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汉兴》一书洋洋40万言，篇幅远多于《秦崩》和《楚亡》，主要是作者想让它承载更多的更深层的东西，这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说影响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李开元对其三部曲尤其是《汉兴》另一自得的方面是其后战国时代说，并在《汉兴》一书中设专节阐述。这一问题属于制度史范畴，应算北大史学的一个传统，李先生入校时的系主任邓广铭先生说治史有四把钥匙，其一就是职官制度。具体到李开元本人，中华帝国的起源问题是他治史生涯中着力最多的一个问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彭小瑜教授这样评价《汉兴》：“书中既有精彩的历史故事，也有深入的学术探寻。作者笔下浓墨重彩的人物和事件，已经触及中国历史演进的深层秘境。”彭教授没有展开论述，以我对他的了解，“深层秘境”指的应是此帝国问题，或者李开元后来说的后战国问题。李开元的成名作为《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出版)，据其博士论文修改而成，代表了他的学术水平。作者强调该书的主旨是从起源问题入手研究中华帝国。中华帝国始于秦朝，本应从它开始，但该王朝存世时间短，保存下来的资料甚少，从汉朝入手更为妥当，一方面汉朝史料较为丰富，另一方面，“作为秦王朝之领土、人民、制度、文化等之全面继承者，稳定地持续了200年之久，中华帝国之定型，正是在西汉王朝——基于此，通过研究西汉王朝之起源以了解中华帝国之起源的方案，遂不失为一种可行可取的代案”“西汉王朝，乃是刘邦集团通过长期的战争所建立的。刘邦集团，是西汉王朝的创建者，刘邦集团之发生发展、成长壮大、统一天下的过程，就是西汉王朝建立的过程。换言之，汉帝国起源于刘邦集团，刘邦集团之结构和性质，规定了汉帝国之结构和性质之起点——因此之故，笔者——意图清楚地图示通过对于刘邦集团之彻底分析以了解汉帝国之起源，在确切的起源之上来分析其结构。”作者本拟选取西汉整个王朝作为解剖对象，但因一些原因着重研究的是汉初60余年。如本书副标题所示，这部专著重点探讨的是西汉初年一个新的统治阶层，即汉初军功受益阶层，此阶层的母体是起源于芒砀山群盗的刘邦集团，它曾支配汉朝政权约半个世纪，至汉武帝时期方消亡。通过对汉初军功受益阶层的分析，李开元认为至秦王朝为止的中国政治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种形态类型，即王业、霸业与帝业。所谓王业，指的是以周为代表的分封诸侯、众建列国之政治形态;所谓霸业，指的是春秋战国之列国纷争求霸的政治形态。而帝业始于秦始皇灭六国建立统一帝国。秦国实行郡县制，废除封建制。汉帝国建立以后，实际上恢复了秦统一以前天下七国的局面，实行郡国制，即郡县制与封建制并行。李开元在历史叙事三部曲中所说的新的转型之可能，就源于此。他近些年一再谈到的后战国说，也可以说是此论之延伸和发展。当然，历史长河转了个弯，重又回到秦王朝开创的轨道上。《汉兴》第二章“修剪枝叶”和第三章“群雄的末日”，重点讲述的就是汉高祖刘邦消灭异姓诸侯公爵、收归国家直管的过程。三部曲表面上通俗，实则内含深意。李开元的研究，“蕴藏着多年学术研究的深厚功底”(刘复生语)。

　　“一个民族为求得存在，只能对自身进行无穷无尽的探寻，朝着合乎逻辑的演变方向实现自我变革。”这是法国史家布罗代尔的一句名言。钱穆也曾说过：“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