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嫣婧
《我害怕生活》出版之前，只知李静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和剧作家，知她十多年前出版的一本文学批评集子名叫《捕风记》，还有就是代表剧作《大先生》了。印象中，她并不是那种非常“学院派”的批评家，但也不单纯是作家。直到此次这套五卷本的文集问世，才发现原来她尝试过各种形式的写作，包括随笔和诗歌。如果一定要分类的话，那么收录各类剧评的《必须冒犯观众》，回忆评价王小波作品的专著《王小波的遗产》，以及重版出来的《捕风记》是偏重于理性的表达;《戎夷之衣》是剧本;《致你》则是随笔和诗歌类的文字，更加风格化，个人化。然而，如能细读李静的文字，你会发现这样的分类是非常浅陋粗暴的：在她身上，有一股整体性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文体界限的，不同类型的文章在她的手中成型，不过是因着表达的需要，就如不同场合需要配搭不同的服装——这并不会影响写作者本身的特质。
作为批评家的“懂得”
作为评论家，李静是“懂得”的：她不但懂得她所批评的文本，也懂得批评本身。这不是一种局限在专业知识之内的懂，也不是一种完全凭借经验或体悟积累起来的懂。评论家的“懂得”必须建立在对他所阐释的对象深刻的了解上。这种了解包括认同与反对，带着明晰与困惑同在的双重色彩。由此，评论所带有的批判性才能以最自然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不是为批判而批判，或为肯定而肯定。李静2006年撰写的长文《不驯的疆土》，就是一篇很有她个人风格的长篇批评。莫言的作品很多，但在李静看来，它们都指向一种辨识度很高且系统化的风格，那就是感受的敏锐、语言的酣畅、形式的乖张所共同构建的带有狂欢色彩的独特诗意。这种诗意来源于作家熟悉的那片土地及各种具有土地特征的文化表征，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去中心化。长期存在于秩序之外的民间文化形态以其混乱、零散、甚而是有些低俗的姿态构成了莫言文学的核心趣味，也激发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审美快感。也因此，当她在深挖莫言小说风格的前提下对《生死疲劳》提出批评时，其说服力是不容置疑的。李静认为，既然莫言小说最大的魅力是它们自身带有的解构力量，那么在《生死疲劳》中，作者对一种历史观的有意识展现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他写作本身的恣肆。当观念限制了对观念的悖反，小说的诗性自然得不到自然伸展。“显然，《生死疲劳》是一部由‘头脑’写就的小说，它对历史现实的审视思考更为明晰自觉，更具公共性，然而恰恰是它的明晰自觉和公共性，伤害了小说应有的混沌和复调形态。”
这篇长文在李静的评论中显得很典型。她不论面对什么样的作品，细读几乎是一定会做的一个动作;不阅读，不分析，则不会轻而易举地妄下定论;反之，一旦进行了充分的阅读和阐释，也绝不回避提出哪怕最尖锐的观点。近些年她转向戏剧批评，亦是如此。故而在笔者看来，李静是守住了坚持“内容输出”、“观点输出”而非“话题输出”、“流量输出”的批评写作底线的。写作一篇文学批评和完成一篇研究论文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往往需要以自身的文学艺术观为先导，而后者则更需要尊重并依赖已有的文献，这也导致批评家对作家往往更会产生一种感性上的认同，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在做创造的工作，只不过批评是将自己的创造附着在另一个创造物之上。
在《不驯的疆土》最后，李静提出这样的观点：“小说应当与历史现实和思想观念无关吗?小说家不应有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判断吗?我以为否。也许，作家须得在拥有思想并忘记思想之后，再去写作。他/她不必亦步亦趋地追随历史和思想的脚步，但他/她必得深味人类前世今生的‘存在感’。虚构唯有建基于这精微浩瀚的‘存在感’之上，才能达致自由而热诚的境地;小说写作，亦才能最终成为一种游戏而严肃的形上生活。”作为整篇文章的高潮，这段话不仅指向莫言的小说，也指出了中国当代小说的诸多问题——尽管它不见得能够成为一把判断所有文学作品的“金钥匙”，作者也深知并不存在这样一把“钥匙”，毕竟文学本身就是对一系列粗鄙制度的反抗，故而真正的批评话语也更接近于一种自我表达，而非提出一套标准。当文学批评能够挣脱方法与规则的桎梏，却又能灵活运用各种方法与规则时，文本亦完全可作为“美文”的一种，因其思想的敏锐、观念的有力而与它所阐释的对象文本互为观照，构成奇妙的镜像关系。
作为剧作者的“激情”
如此，李静之后转向戏剧创作当也是水到渠成的。因为在写作状态上，她就从来没有疏远过那创作的激情。她认为：“(戏剧)这种艺术天然地蕴含一种可能性，将一个时代最本质、最疼痛的问题，化作象征性形象之间直接的精神冲突，抛却末节而且中要害地，袭击并拥抱读者/观众的心。”她用了“袭击”和“拥抱”这两个情感色彩很浓郁的词，去表现戏剧作为一种剧烈精神运动的载体所带给人的影响，可以想见其作为一位剧作家的抱负。读李静的代表作《大先生》，会不自觉地痴迷于她对鲁迅黑暗内心的探寻。表面上看这似乎只需要对鲁迅有足够的了解即可做到，但事实上，作者内倾性的写作方式决定了她更需要去创造一种内心的状态，而不只是“复刻”已经被史料证明或研究明白了的那些东西。
此次收入文集的《戎夷之衣》是2021年的一个新作，仍然像之前的《秦国喜剧》和《精卫填海》一样取自于古籍中的故事。剧本的构思非常巧妙，一边沿着正常的叙事时间勾画墨家弟子、秦国重臣石辛的一生，一边不断使用闪回的方式将石辛与他的师傅戎夷之间的过往慢慢展现出来，同时以丢失的棉衣为悬念，引导观众深入到戏剧的内在逻辑之中。正如李静自己所说，这是一个关于“道德逆淘汰”的故事，即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历史风流人物可能恰恰是些位于道德至低点的人，正如故事中的石辛，他的一生就是在不断的背叛中苟活，但在那个瞬息万变的战国时代，他几乎活到了最后。而他的师傅戎夷义士却因为将一件棉衣舍给自己的弟子而冻毙于风雪之中。戎夷的死从历史的角度看可能是非常轻率的，一名义人就这样轻率地死去实在太不值得。但作为恪守“非攻”与“兼爱”准则的墨家传承者，他的死又是必然的。如果他为了自己活命而夺了弟子的棉衣，那么他就成了和石辛一样的“不肖人”。作者由此试图揭示一个潜在的事实：所有的罪人(以石辛为代表)不仅都需要义人(以戎夷为代表)的拯救，并且事实上已经得到了拯救。人能得活，很多时候是他人付出了代价后的结果，拯救是建立在愿意替代的基础之上的，就如戎夷愿意替代石辛去承担死的后果那样。故而剧本题为《戎夷之衣》，可见焦点甚至不在戎夷这个人，或他的仁义之上，而在于那件衣服，也就是赎价。可见这不是一个关于“道德”的故事，而是关于“代价”的故事。当道德在这样一个时代变得前所未有的难以把握时，唯有代价是切实的，也是真实的。
有谁愿意付出这个最高代价呢?这不仅仅是历史或哲学维度之内的思考，更是一次超越历史和哲学范畴的发问，也是李静近些年来呈现在各类作品中的共同话题。她如同一个苦修者，仍在默默思索着它。相信文集的出版不会终结她的思想，那种纯粹精神上的激情将会支撑她一直写下去。(陈嫣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