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弃的日子》开头，一个剧烈的突转被埃莱娜·费兰特以一种冷静克制的语调不露声色地托出，像是在客观地不带情感色彩去陈述一个事实，“四月的一个下午，吃完午饭后，我丈夫告诉我，他要离开我”。时间、事件，没有多余的辞藻修饰。接下来她把剧变包裹在一如既往重复着的日常性氛围中，他俩在收拾餐具、孩子们在吵架、狗在睡觉。这件事是小说的引线，当其被点燃后，小说的能量剧烈震颤并形成了一场不稳定的强力爆炸，跟随着叙事转变的还有这种语调的冷感，逐渐升温，驶向失控，最终演化为炽热的文学图景。
《被遗弃的日子》令人惊诧地完成了一个有些悖论式的任务——清晰地描写了混乱。当主人公奥尔加的意识滑向崩溃的深渊，费兰特沉潜入变幻无常的意识之海，精准地洞察了分崩离析的状态，又以一种自由流淌的书写让我们对这场混乱有着深度的参与感。她像是在钢索上反复徘徊，而勾连钢索的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极点，一端是柔情蜜意、难以割舍的爱，一端是咬牙切齿、无法释怀的恨;一端是现实的空间，一端是记忆的幻境;一端是对自己不要崩溃不要跌倒的提醒与决定，一端是无法控制甚至难以自拔的情绪雪崩，奥尔加矛盾的心态不停摇摆。
当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与符号如玛德莱娜蛋糕邂逅时使用的是一种去物质化的形而上的被德勒兹谓之“本质”的手法，但当费兰特笔下的人物与某个事物或事件碰撞时所搅动的是意识磁场的紊乱，其转变像是极端刺激的过山车，其行为兼具不可预测与情理之中。在伍尔夫之后，意识的燧石可以在任意的时间段擦出绚美的火花，费兰特依循了这条路径，当她的人物看见什么或者只是走在大街上的一个停顿，然后被癫狂症般的纷飞思绪所包围。费兰特时常会使用自由直接思想的手段，“太阳照亮了叶片的脉络，甚至是没跟松针，那是光线耐心工作的成果，我一根根能数清楚”，没有任何关联与记号，下一句突然地滑入意识的漩涡，“不，我没把咖啡和牛奶放在煤气上，现在我很确信。我确信这一点”。她有时在意想不到的时刻激活现实世界的象征意义，有时用语言的节奏与长度模拟出内心的迷乱与控制的失效——这是俄国形式主义所谓“奇异化”的一种形式，通过逐步拆分动作过程临摹出努力控制动作的艰难性。
费兰特的小说之所以被认为是私人性的，其原因在于她几乎锐利、赤裸、毫不遮掩地向我们袒露了一个人内心最无法向人言说的角落。当代另一个这样开放内心到令人不寒而栗的作家则是挪威作家克瑙斯高。两者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克瑙斯高追求的是极繁主义的膨胀，那是恨不得将小说的边界扩张到无限远的无法餍足的欲望;费兰特所赞赏的则是清晰的、简洁的、去除某种华而不实的描绘，这种文风与她所呈现的内心隐秘相得益彰。《被遗弃的日子》中有一个尖锐而恐怖的充满洞察力的瞬间，打破了我们常规认为的母爱大过天的认知。当奥尔加因为心不在焉开车而导致女儿伊拉丽亚受伤的时候，她心里最真实的不可思议的反应是希望用这件事作为筹码，以此质问丈夫，让他回心转意，费兰特让人物意识到了羞愧。
《被遗弃的日子》的叙述方式有些类似于理查德·耶茨的成名作《革命之路》，连续不断地激荡着对人物想法、行为的否定，“但是”这个转折词在小说中高频率地出现，像是在一纸生活的书页上不断地用铅笔书写后再用橡皮擦除而导致的皱褶与撕裂。迥异之处在于，耶茨的否定蕴含一种含讥带讽的刻薄，他更像是一个冷眼旁观者，他批判的目光之中渗出了一股喜剧性的细流。但对于费兰特而言，当她决定选用第一人称叙述开始，就已经注定了每一次否认自我与化为乌有的震击都是一次阵痛的电击、一场令读者感同身受的锥心之痛。“死”这个词既被赋予了抽象复杂的意义，同时又通过文字变为具体可感的冲击。最终，奥尔加由死而生，完成了一场惊人的女性的救赎。
(《被遗弃的日子》[意]埃莱娜·费兰特/著，陈英/译，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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