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人生是文学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

　　作者：陈斐(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詹福瑞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的领军学者，这么说，不仅基于他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他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与评审委员、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长等多种职务，更基于他对当代学术、文化现状的关注和发展方向的引领。他曾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边缘化问题》《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个性问题》等多篇文章，对研究中出现的不良倾向进行针砭、反思，对应该继承的优良品格予以申说、倡导。

　　《经典与李白》詹福瑞著文化艺术出版社

　　在具体研究中，詹福瑞很好地践行着这些理念。《经典与李白》这本小书收录的首发于《文艺研究》的四篇论文，是他近年出版的力作《论经典》(人民文学出版社)、《诗仙·酒神·孤独旅人：李白诗文中的生命意识》(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中的精华章节。前者主要呈现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边缘化”的反拨和对文化研究思维的应用，后者则集中体现了他敏锐的文学感悟力和鲜明的学术个性。

　　近年来，在“国学热”不断升温、诗词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越来越受到大众关注的同时，有些相关研究却出现了疏离主流文化、淡化现实人生的“边缘化”倾向，大有研究者个人“为学问而学问，为研究而研究”之势。詹福瑞对这种倾向作了深刻反思，指出“现实人生永远是文学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对象虽然是历史，但它是生成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的立足点应该是现实，应通过研究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离开社会人生，人文学科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论经典》一书的撰著，即源于强烈的现实关怀。詹福瑞觉察到，近些年，随着大众文化的流行，有些读者沉溺于感性的受用，逐渐丧失理解和感受作品内涵的能力，经典，正在被边缘化。

　　为此，詹福瑞展开了经典研究。本书收录的《“经典”的属性及价值》《论经典的权威性》两篇文章，浓缩了《论经典》第二至六章的精华，文章阐释了经典的永久性、普遍性和权威性等。詹福瑞指出，要“把中国古代文学置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宏阔背景和综合关系网络中加以考察”，从多种纽带审视的圆融通照的文化研究，是“切近中国古代文学性质的最佳研究思维”。经典及其研究亦然。詹福瑞析论经典的属性及价值，虽以文学经典为主，但跳出了经典文本本身和文学的单一范畴，能结合历史学、语言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在宏阔的文化视阈中进行融通阐发。比如，他针对后现代否定经典的理论，基于文化价值的普遍性和连续性认识，论述经典超越时空的永久性和普遍性。

　　同样是出于对现实人生的强烈关怀，詹福瑞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时，选取的对象也基本是经典作家、作品，李白是他投入时间和心力最多的研究对象。特别是近年出版的《诗仙·酒神·孤独旅人：李白诗文中的生命意识》，凝聚了他阅读、研究李白的心得、创新和收获。此书不仅融入了詹福瑞宏观经典理论研究的洞见，而且闪耀着敏锐的文学感悟力和鲜明的学术个性。

　　詹福瑞坦陈，不惑之年，一日读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竟然悲从中来、怆然泣下，被伟大诗人强烈而真实的生命感撞开心扉，随即展开对李白生命意识的研究。此后因为忙于行政管理，加上自觉学识和阅历不够，便搁置下来。直到退休，才重拾旧题，在年近古稀时才完成专著。可见，与通常勉强完成任务式的“论文体”“项目体”成果不同，詹福瑞对李白生命意识的研究，从选题到研究，都浸透着深切的生命体验与现实关怀，时机不成熟，他宁愿搁置，也绝不“无病呻吟”。这使他的研究不时能够扫除陈说，提出新见。

　　比如，囿于传统价值观，人们对李白及时行乐思想多少持一定的否定态度，詹福瑞却看到了背后积极的生命观。在本书收录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试论李白的快乐主义生命观》一文中，他先是梳理了中西哲人的快乐主义生命观，然后在此背景下，详论了作为典型快乐主义者李白的生命观。詹福瑞认为，李白既追求功业与身后之名，又醉心于现世的享乐，功业、声名与享乐如影随形;及时行乐看似消极，实际上是他基于生命的紧迫感而提高生命质量、增加生命力度，从而追求生命意义的积极行为。这种奠基于生命与生命对话基础上的研究，无疑更为深刻。

　　微观而论，詹福瑞敏锐的感悟力更多体现在对作品的深入细读上。这使他的论著有理有据、血肉丰满，很有吸引力。比如，《生命意识与李白之纵酒及饮酒诗》一文在分析李白晚年所作《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场”、《醉后答丁十八以诗讥余捶碎黄鹤楼》“黄鹤高楼已捶碎，黄鹤仙人无所依……待取明朝酒醒罢，与君烂漫寻春晖”等诗句时说：“这些饮酒诗多呈狂态，动辄扫平鹦鹉洲，捶碎黄鹤楼，铲去君山，借洞庭赊取月色，醉杀洞庭秋色，极尽夸饰之能事。看似酒兴豪情不减当年，甚至胜过当年，实则蕴含着一个老者贾其余勇夸其酒胆的意态，已经有了‘佯狂殊可哀’的意味。”此等分析，即使起李白于九泉，也当引为知己，共浮一大白!

　　从很大程度上说，文学史是人的心灵史。提升感悟力，让文学研究回归文学、回归人的心灵，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推陈出新的当务之急。

　　《光明日报》(2024年05月30日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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