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记者 杨谷
记者：
尹老师，我了解到，你新近出版的《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致力于让经济学说中国话，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很关注，想请你谈谈这本书的言说逻辑。
尹：
谢谢!我很愿意把我写这本书的心路历程说出来与大家分享。
这本书确实想让经济学说中国话，试图在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上做一些探索。本书以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实践作为观察对象，在此基础上形成规律性认识，或者对已有的规律性认识进行梳理，再进行学理转换。这样形成的理论，未必很成熟，但至少不玄妙，有针对性，无论是理论工作者还是实际工作者，读起来应该没有太多的疏离感。
记者：
书名没有用“发展经济学”，而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不知有什么考虑?
尹：
这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发展经济学最初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以发达国家为标杆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的。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的命题，指向更明确一些，辨识度更高一些。二是冠名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也是对经济学“世界主义”的突破。经济学应该有国别指向，或者有国别经济学。
记者：
你所说的“世界主义”是不是排斥或者不接受国别经济学?
尹：
是的。我以为这是从西方经济学的新古典学派开始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便是奥地利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门格尔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晚期代表人物施穆勒的争论。门格尔认为，理论具有普遍意义，要与历史和实践分开。在这之前，政治经济学是被定义为研究国家和社会经济问题的，不同于古希腊色诺芬的“经济论”，研究家庭或庄园经济。17世纪(1615年)蒙克莱田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中对政治经济学下了定义，18世纪(1775年)卢梭在法国《百科全书》“政治经济学”条目中采用了蒙克莱田的定义，19世纪(1800年)初，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说，“又如新近成立的政治经济学，在德国称为理性的国家经济学和理智的国家经济学。”
大家都知道，现在讲经济学通常是讲市场条件下稀缺资源的配置。这当然是对的，但仅仅如此，政治经济学的原初定义却淡化了。我们需要回到政治经济学的原初定义和本来价值。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是以社会化大生产的形成与发展为背景的，当然也是以市场形成与发展作为背景的，是以国家财富的增长为目标的。研究一国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西方经济学从来就有国别指向。研究资源有效配置，既服务于企业，也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学也是政治经济学。
记者：
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的命题和内容，是否有原创价值和学理意义?
尹：
首先当然是选题要有实际意义。中国当代经济发展，从总体上保持了长期的中高速增长，又保持了长期稳定。取得这两大奇迹的原因，应该有相应的理论解说。原创性价值和学理意义，是我从事这项研究的一个追求。不一定做到了、做好了，但主观上是做这方面努力的。我以为，原创性更多地体现为“新”，也就是看选题、方法、框架、结论是否具有新意?学理意义更多地体现为“学术内涵”和“逻辑力量”，主要看新的理论表达是否具备学术意蕴、能否逻辑自洽?我个人认为，这两个方面在书中是有所体现的。
记者：
书中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很重视，还作出了经济学方法是一个体系的判断，是不是具有深意?
尹：
我是主张方法决定论的。一个新的理论命题是否能成立，有没有学理支撑，关键在方法。我感觉到经济学研究方法单一性、唯一性的说法过于简单。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经济的方法就是实证的方法，那么奥地利学派的方法就未必是实证的方法，他们推崇演绎法或逻辑推理的方法。即令现代西方经济学比较流行的模型分析方法，也未必全是实证的方法。比如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仅仅是抽象法，马克思本人对过度抽象是持批评态度的。
记者：
那么抽象法在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呢?
尹：
我以为，抽象法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技术线路。而且马克思所使用的抽象法是从具体到抽象、然后由抽象再回到具体。《资本论》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是唯物史观。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和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摘要的评注中，对过度抽象和循环论证给予过批评，也包括在《哲学的贫困》中尖锐地指出，“世界上的事物是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
记者：
西方现代经济学比较推崇假设前提条件下的模型建构，你觉得这种方法普遍适用吗?
尹：
我觉得利用假设前提或约束条件进行模型分析，对经济学研究中的某些选项可能有意义，但其并不是经济学研究中普遍适用的方法。或者说这种方法属于经济学方法体系中的技术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哲学方法，第二个层次是技术线路，第三个层次是包括模型分析等分析工具。
记者：
我注意到这本书英文名字是“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历史与逻辑”(The History and Logic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这是不是体现了这本书的方法论特点?
尹：
这是对《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的意译，也确实反映了这本书的特点。本书从谋篇布局到论证过程，都采取了历史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相统一的分析方法，没有简单地从概念出发进行演绎。前面说到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的门格尔，主张把历史和理论分割开来、对立起来。他认为理论具有普遍意义，比历史的层次高一些。
记者：
本书的历史分析方法线路是：由实践总结得出规律性认识，然后对规律性认识进行学理转换，在此基础上形成理论框架。这样做具有学理支撑吗?
尹：
在实践总结基础上形成规律性认识，再进行学理转换或学理呈现这种技术线路，不同于从概念出发进行演绎，也不同于提出在现实中不存在的假设前提和约束条件进行模型论证。这种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相贯通的方法以及得出的结论，本身就体现了学理支撑。这里确实有一个何为学理的问题。我认为，学理乃学术之理。在实践中形成的规律性认识，以及由此得出的学理结论，有现成的、大家公认的理论印证的，是学理支撑，没有现成理论印证的，规律性认识及其学理结论，本身就是学理支撑。
记者：
我注意到书中在进行中西比较时，特别强调根本方法的科学性。
尹：
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范式最终都会触及到底层逻辑。近些年来，中国研究中外哲学史的学者，研究文化和文明史的学者，在中外比较研究中涉及到了中西不同的哲学方法或思维方法。西方所主张的世界主义、理论与模式的普遍意义，以及对待不同文明的态度，都与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优越论、西方优先论相联系。与这些相联系的一些结论，确实存在着方法论缺陷。
记者：
书中单列一章讲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涉及到了历史的纵深。
尹：
历史条件分析是研究现实问题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绝不仅仅是1949年的生产力水平，需要触及历史的纵深。从历史纵深分析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可以一定程度地回答现实选择中的历史缘由。比如，美国学者福山有一个说法比较客观，也就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历史比西方早1800年，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单一制国家结构的传统，理解政府作用的重要性。
记者：
本书通篇贯穿了主题主线，你能介绍一下必要性吗?
尹：
首先，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客观上存在着前后联系的主题主线。尽管提法和表述会有些区别，但发展的主题是现代化，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主线是建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其次，经济发展涉及到方方面面，把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主题主线，作为建构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的主轴，有利于聚焦，有利于突出重点。第三，从主题主线切入比从其他方面切入，更能够直接地反映经济发展的全貌。
记者：
作为学术专著，专门列了一篇“历程分析”，有这个必要性吗?
尹：
我认为有必要。首先，“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这个理论命题具有时间跨度，客观上需要对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其次，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有两端，历程分析是历史这一端。毛泽东在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批评了他们用概念进行演绎的方法，主张通过历史叙述和分析自然得出结论。第三，历程分析与经济史的写法也不完全一样，虽然以实践为基础，一定程度地呈现经济发展的线索，但重点是梳理已有的规律性认识，或者形成新的规律性认识，以便连接起学理转换的实践通道。
记者：
我注意到，你把当代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
尹：
是的。我把中国当代70多年的发展过程，按照制度体制变迁、发展道路探索与曲折、经济发展的常态与新常态，划分为前后联系的五个阶段。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作为一个阶段，把工业化启动与社会主义改造作为一个阶段，把后面的20年的探索和曲折作为一个阶段，把改革开放作为一个阶段，把新时代作为一个阶段。这样划分既体现了时间顺序，又突出了阶段性特征。
记者：
书中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经验评价很高，似乎很有感情。
尹：
你的感觉是对的。书中结合1949年之前22年的局部(苏区、敌后根据地和解放区)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制度和社会变迁的根本标志和重要阶段，具有独创性，不同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是中国当代经济发展起步时期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其中市场运用和经济治理的经验影响久远。
记者：
把工业化起步与社会主义改造联系起来分析，具有新意。
尹：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方向，是趋势，是迟早要实施的。但社会主义改造启动的时机选择，确实与工业化启动相关联。本书利用已经公开的资料，进一步证明工业化是社会主义改造启动的原初动力。中国的工业化一开始就体现为政府主导，而且从工业的基础项目建设起步，这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苏联援助有关系，也影响到后来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因为按重工业优先的原则启动工业化，需要较多的初始资本。
记者：
把20年经济发展的探索与曲折，与两个思想倾向的累积相联系，这样是不是有利于把握这个阶段经济发展的特征?
尹：
两个思想倾向的累积，是胡绳先生对前10年党史分析的一个线索。我采用了这个判断，从思想累积的两个倾向入手，分析20年经济发展的探索与曲折。因为两种思想倾向的累积无论是对经济发展环境还是对经济发展本身，都产生直接影响，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探索所取得的成效与几经曲折出现的起落的基本原因。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从正面和反面梳理，都有利于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实践的学理总结。
记者：
你从“三个解放”入手，分析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发展，这个观察视角比较独特。
尹：
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从根本上说是对人的解放。之前集体和组织的积极性是有的，个人个体的积极性创造性一定程度地被抑制。从“三个解放”入手(即解放生产力、解放思想以及哲学经济学的解放)，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崭新的视角。特别是哲学经济学的解放。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德国从封建割据到统一并强大起来，是伴随着哲学经济学解放的。
记者：
你突出讲了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新担当，讲了正在突出解决的三个问题。
尹：
从经济发展的连续性看，新时代与改革开放以来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本书重点分析了新时代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的新担当。在经济增速趋缓的背景下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过度依赖房地产的背景下规范房地产的发展，在发展不充分的背景下自主承担生态责任等，都具有挑战性。还分析了正在攻克的三大难题，也就是小农制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农村振兴、长期高速增长基础上的高质量发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基础上的共同富裕。这些关系到发展的基础、发展的层次、发展的道义高度。
记者：
你在专题研究篇中重点讲了九大理论。
尹：
专题研究仍然是基于实践，只是就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经济治理的九个重大问题，直接进行学理总结或学理呈现，这是学科建构的直接通道。
记者：
国内外经济学界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怎么看?
尹：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揭示的，列宁进行了论证。苏联学者和印度学者通过模型进行了推算，美国学者多马作了宣传和推广。世界银行作为一种增长模型向发展中国家推荐。从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就开始高度认可。用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可以解释中国70多年来经济增长的特征和轨迹。在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实践中，特别是着眼于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是起作用的。
记者：
为什么西方学者排斥或回避市场条件下的政府作用?
尹：
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是市场理想主义者，在理念上认为市场是完美的，政府作用是对完美市场的破坏，其中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尤其如此;第二，由于受希腊雅典城邦传统的影响，西方国家结构多采取联邦制或者邦联制，政府作用通常会被限制。但在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中，政府始终在发挥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仍然有作用空间，理性的政府作用，不仅不会影响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而且有利于促使企业交易费用递减，在当代中国尤其如此;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可以找到说明这个问题的例证。
记者：
提出“信息结构”理论，用以解释“五年规划”，是新的思路。
尹：
西方有学者对中国的“五年规划”给予积极评价，认为西方没有中国这样的公共政策产品。对于“五年规划”，国内有学者从目标治理的角度进行了探讨。确实，制定“五年规划”，有组织推动和引导经济发展的初衷，还有综合平衡的愿望。我在这里提出信息结构理论，用于解择“五年规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一个新的视角，具有一定的学理意义。通常，个人和企业对市场即时信息比较敏感，也会一定程度地关注整体和长远信息的影响。“五年规划”是政府层面从整体和长远的视角对市场信息的汇集、处理和运用。从信息结构的角度解决了市场信息运用的完整性。上个世纪，在世界范围内交替出现过“市场偏好”和“计划情结”。其实计划不一定要挤占市场的地盘，而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对市场信息予以运用。
记者：
你在书中提出用产权链的延伸解释微观改革，是一个全新的提法。
尹：
用产权链的延伸解释中国的微观改革，具有比较突出的学理特征。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国有企业改革，都体现为权能的延伸。农村改革首先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然后由经营权派生出一系列权利。国有企业的改革，出资者所有权在企业综合体现为法人财产权，企业运用法人财产权再投资在新企业中又体现为出资者所有权，不同出资者所有权在该企业中又综合形成了法人财产权，由此不断延伸。提出产权链理论，是对现代产权理论的逻辑延伸。只要所有权的归属是清楚的，所有权以产权的形式在市场运用中的权利有保障，不同所有制的产权在市场上就是同质化的。
记者：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经济学始终绕不开的大问题。
尹：
西方经济学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解决激励问题，而且机制设计理论中也有一个激励相容的说法。事实上，在私有制为主体的制度条件下，激励相容是很难做到的。实际上，只要产权归属是清楚的，其权益有法律保障，不同所有制的产权都可以解决激励问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共同体”的制度基础，本质上存在着价值共生，能够实现激励兼容，一定程度地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
记者：
从底层逻辑解释渐进式改革很有必要。
尹：
仅仅从改革的强度、节奏和方式来理解渐进式改革是不够的，还必须从认识规律和社会矛盾运动规律出发，解释渐进式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先试点后推广，把顶层设计与鼓励基层创新结合起来，符合认知规律，由此形成的经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的“干中学”理论，也讲了类似的道理。渐进式改革还有持续不断改革的含义。中国渐进式改革与前苏联休克疗法比较，不仅仅是改革方式的差异，而是改革取向的相悖。
记者：
你提出了第三种调节即伦理调节，也是一个新的说法。
尹：
厉以宁先生有一本书讲道德力量调节。斯密是先写《道德情操论》后写《国富论》的。我认为，在实践中客观存在着市场和政府调节之外的第三种调节，叫伦理调节更合适一些。在中国，伦理调节始终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企业和企业家。
记者：
将综合平衡定义为积极的宏观经济学有新意。
尹：
在当代中国，从战略引领到实际运行，着眼于全过程主动作为的综合平衡，无论从实践还是从理论上看都具有独创性。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中仅限于分析方法的“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也不同于凯恩斯需求管理一端的被动均衡，更不同于奥地利学派的“市场出清”;也大大超出了苏联时期国民经济平衡表的范围和方法。将中国综合平衡理论定义为积极的宏观经济学，具有实践和理论依据。
记者：
本书还专门分析了中国经济治理系统集成的比较优势。
尹：
单一制国家、新型政党政治、广义人民政府，加上民主集中制，建构起经济发展决策及治理系统集成的比较优势。中国经济决策体系中有分工、有监督，但不同于西方政治系统中的“制衡否决机制”。中国的中央枢纽有很强的综合控制能力，能够形成整体解决方案，能够动员各部分、各层级朝着选定的目标发力，也就是“同向发力”，同时能够对各部分、各层级的功能进行整合，并优化形成新的“更优效能”。
记者：
书中认为，客观上存在着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知识体系，而且作了论证。
尹：
把中国当代经济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其样本的长度、宽度和深度具有典型意义。书中分析了知识体系的定义、中国特色的自主探索与追求、规律性认识的系统性、话语体系等，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性和自主性出发，得出了客观上存在着支撑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知识体系的基本结论。
记者：
书中列举了13条，作为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知识体系框架。是不是比较重要的方面都涉及到了?
尹：
本书在历程分析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就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知识体系框架，归纳了13条。涉及到发展的哲学基础、价值取向、增长模式、持久动力、微观与宏观的制度安排，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中国发展与世界的关系等等。应该涉及到了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知识体系中的比较重要的方面。当然，框架毕竟是粗线条的，如果进一步研究，还可以列举出其他方面。这13条都是基于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实践中的规律性认识，形成学理表达后也能够解释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实践。黑格尔在《哲学讲演录》中说，“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
记者：
你从新现代性的视角来解释中国式现代化，这应该是一个新维度。
尹：
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就现代化的价值内涵而言，我们需要对现代性进行分析，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所反映的新现代性，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超越。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先行现代化中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不仅不应该视而不见，而应该积极学习和研究，特别是对于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一般规律的内容，我们需要认真地运用借鉴。与此同时，决不是我们要刻意求异，而是由于基本国情，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时代条件，由于制度选择，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在某些方面应该不一样，可以不一样，甚至有的只能不一样。
记者：
书中讲到了中国特色中也产生了新的“一般”，这是个新判断。
尹：
改革开放以来，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既是受益者又是贡献者。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对于世界而言，始终是积极因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借鉴了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在实践中对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一般规律有了新的认识，产生了新的“一般”。形成特色中运用“一般”，特色形成后又产生了新的“一般”。这样看问题既符合实际，也符合认识规律，还一定程度地体现了后发优势。
[责编：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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