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程乡酒、醽醁酒——中国酒文化历史上最璀璨的两颗明珠

　　近日，由郴州网与湖南省文史专家谢武经、郴州市相关部门联合组成的湘粤古道历史文化长廊考察组，第四次来到资兴市回龙山瑶族乡和资兴市蓼江镇考察醽醁酒、程乡酒历史文化，在前几次考察研究基础之上，这一次的考察有了重大突破，理清了千年名酒醽醁酒、程乡酒从成名到衰落的历史脉落，还原了醽醁酒、程乡酒的前世今生。这一重大突破对郴州的酒文化研究、酒文化传承发展及水资源的利用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湘粤古道历史文化长廊考察组考察醽醁酒、程乡酒

　　湘粤古道历史文化长廊考察组考察醽醁酒、程乡酒自古酒中有故事、有文化，更不用说是千古名酒了。下面就先给大家说两个史料里关于酒的故事。

　　第一个是来源于西晋博物学家张华(232~300)的博物学著作《博物志·杂说下》：

　　昔刘玄石于中山酒家酤酒，酒家与千日酒，忘言其节度。归至家当醉，而家人不知，以为死也，权葬之。酒家计千日满，乃忆玄石前来酤酒，醉当醒耳。往视之，云玄石亡来三年，已葬。于是开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饮酒，一醉千日”。

　　第二个是来源于中国志怪小说鼻祖东晋干宝(280~336)的《搜神记》卷十九：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饮之千日醉。时有州人姓刘，名玄石，好饮酒，往求之。希曰：“我酒发来未定，不敢饮君。”石曰：“纵未熟，且与一杯，得否?”希闻此语，不免饮之。复索曰：“美哉!可更与之。”希曰：“且归，别日当来，只此一杯，可眠千日也。”石别，似有怍色。至家，醉死。家人不之疑，哭而葬之。经三年，希曰：“玄石必应酒醒，宜往问之。”既往石家，语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来，服以阕矣。”希惊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人凿冢破棺看之。冢上汗气彻天，遂命发冢。方见开目张口，引声而言日：“快哉，醉我也!”因问希曰：“尔作何物也，令我一杯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几许?”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气冲入鼻中，亦各醉卧三月。

　　这两个故事，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干宝是在张华《博物志》记述的基础上进行了创作。意思是说有一个很会酿酒的人能造“千日酒”，只需饮酒一杯，便能醉卧三年。有一个叫刘玄石的人喝了此酒一杯，回家便醉死了，家里人只得把他埋葬。三年后，酒家想起刘玄石来，便去刘家造访，才知刘家人已把刘玄石埋葬，连忙告知刘家人，刘玄石只是喝了他酿的千日酒，会醉上一千天，现在酒应该醒了。刘家人把坟墓挖开，果然刘玄石一醉方醒，开口说话时，旁边的人闻到了刘玄石嘴里呼出来的酒气，也纷纷醉倒，回家睡了三个月。

　　张华和干宝讲述的千日酒故事，有点离奇，但“千日酒”这种酒确实存在，且是名酒。

　　《辞源》载：“【千日酒】，酒名。古传说中山人狄希能造千日酒，饮后醉千日。刘玄石好饮酒，求饮一杯，醉眠千日。见晋张华博物志十杂说下、干宝搜神记十九。唐韩偓玉山樵人集江岸闲步诗：‘青布旗誇千日酒，白头浪吼半江风’。”

　　千日酒还有一个名字，叫千里酒。关于千里酒，《辞源》上是这么记载的：

　　“【千里酒】，一种性猛而经久的烈酒。梁书刘杳传：(任)昉又曰：‘酒有千日醉，当是虚言。’杳云：‘桂阳(今郴州)程乡有千里酒，饮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参见‘千日酒’。”值得补充的是，《辞源》所记“千里酒”的典故并不完整。二十四史之一《梁书·刘杳传》完整的记载是这样的：“(任)昉又曰：‘酒有千日醉，当是虚言。’杳云：‘桂阳(今郴州)程乡有千里酒，饮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惊曰：‘吾自当遗忘，实不忆此。’杳云：‘出杨元凤所撰《置郡事》(注：即《桂阳记》)’。元凤是魏代人，此书仍载其赋，云三重五品，商溪揆里。时即检杨记，言皆不差。”

　　这段话翻译成今文为：(任)昉又问(刘杳)：“酒能让人醉千日，肯定是假话。”刘杳回答：“桂阳(今郴州)程乡有千里酒，喝了后回到家里便醉了，也是这样的例子。”任昉大惊说：“我自己一定是忘了，的确不记得这件事。”刘杳说：“此典出自杨元凤所写的《置郡事》(注：即《桂阳记》)。元凤是魏朝人，此书还记载了这样的赋说：三重五品，商溪揆里。”任昉当即找来杨元凤的书查对，与刘杳讲的一字不差。

　　杨元凤为三国曹魏时代的人，他的《置郡事》又名《桂阳(今郴州)记》，是史书，写的是历史，“千里酒”是对酒性烈的形象比喻，与“千日酒”一样，是夸张的手法。“千”在古代汉语里往往是虚指，可能只是醉了一段时间，但绝不会是“千日”，也不会是“千里”。实际上是“桂阳(今郴州)程乡有千里酒，喝了后回到家里便醉了”。

　　而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中，则在三国杨元凤《置郡事》千里酒的基础之上，加以创作，演化成了刘玄石饮“千日酒”醉亡三年后复活的离奇故事。这种中国酒文化历史上的文化创造，使“千里酒”“千日酒”名声大噪、影响益深。成为中国历史上好酒、名酒的代名词，属于神一样存在的级别。而这种神一样的“千里酒”“千日酒”，便是我们今天要隆重介绍的“程乡酒”“醽醁酒”。

　　一、千古名酒程乡酒、醽醁酒

　　明代徐弘祖在《徐霞客游记》中说：“郴之兴宁有醽醁泉、程乡水，皆以酒名，一邑而有此二水擅名千古。晋武帝荐醽酒于太庙。《吴都赋》：‘飞轻觞而酌醽醁。’程水甘美出美酒，刘杳云：‘程乡有千日酒，饮之至家而醉，昔尝置官酝于山下，名曰程酒，同醽醁酒献焉’”。唐代最著名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大为赞赏醽醁酒为“千日醉不醒”的千日酒。

　　《徐霞客游记》关于醽醁泉、程乡水的记载

　　徐霞客好酒很出名，看来对中国的酒历史、酒文化也很有研究，能够在众说纷纭的酒类丛林中，准确地分辨出郴州所产的两种名酒，即程乡酒和醽醁酒。其用词、含意之精准，令人惊叹。由于这两种酒在中国酒文化历史上共同享有“千日酒”“千里酒”这两个响亮的别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两种酒在中国酒文化历史上为第一名酒。如果程乡酒、醽醁酒要说是全国第二，没有哪种酒敢说是中国酒文化历史上第一。

　　资兴《醽醁曹氏族谱》中关于“千日酒”的记载

　　资兴蓼江镇境内的程江(程乡水)

　　众所周知，凡好酒，一定与水质有关，好水出好酒。程乡酒，就是用资兴的程乡溪水酿造，所以称程乡酒。醽醁酒，就是用资兴的醽醁泉水酿制，所以称醽醁酒。当然，有了好水，还离不开独特的工艺、画龙点睛的酒曲等等，这一切都需要在实际操作中总结经验，没有现成的模板可以套用。

　　程乡酒又名程酒，这一名称在历史上没有争议。《辞源》亦有条目记载：

　　“【程乡】……水名。水经注三九耒水‘(郴)县有淥水，出县东侠公山，西北流而南，屈注于耒，谓之程乡溪。郡置酒官，醖于山下，名曰程酒。’水在今湖南资兴县境，有‘程乡淥水’之景。”

　　程乡酒又名乌程酒，这是2200年前西汉邹阳在《酒赋》中所记载的。邹阳(前206～前129)作的《酒赋》载：

　　“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清者圣明，浊者顽呆。皆曲湒丘之麦，酿野田之米……。其品类，则沙洛、渌酃，程乡、若下，高公之清，关中白薄，青渚萦停。凝醳醇酎，千日一醒……。”还有一个版本为“清者为酒，浊者为醴……，其品类，则沙洛、渌酃、乌程、若下，高公之清，关中白薄，清渚萦停。凝醳醇酎，千日一醒。”

　　《酒赋》文章中的这一段话文字不多，仅200多字，历代版本文字基本一致，仅两个字不同，即一个为“程乡”，一个为“乌程”，而这里产的酒一样，即“千日一醒”的千日酒。“程乡”与“乌程”虽是两个版本，但实际上是一种酒的两个名称，为此两千多年来两个版本均得以传承下来。

　　另外，《酒赋》所记“渌酃”酒实际上就是郴州资兴的“醽醁”酒(后详述)。这也是醽醁酒最早的文字记载。

　　从邹阳的记载看，上属这几种酒都是“千日一醒”的千日酒(注：这其实是“千日酒”文字记载的最早出处)，而沙洛、渌酃(醽醁)、程乡(乌程)、若下则为酒中极品，排在最前面。

　　邹阳(前206～前129)为西汉汉高祖至汉武帝时人，高寿77岁，其名字、生平编入《中国历代名人辞典》。而郴州的两种名酒程乡(乌程)酒、渌酃(醽醁)酒早在两千多年前，就都被邹阳编入了他所撰写的《酒赋》中。这也足见徐霞客在中国历史上美酒如林中，记载“郴之兴宁有醽醁泉、程乡水，皆以酒名，一邑而有此二水擅名千古”的判断能如此精准，其源头亦是来自邹阳的《酒赋》。

　　程乡(乌程)酒、醽醁酒“擅名千古”，也因此，历史上关于程乡(乌程)酒、醽醁酒的诗词歌赋、文学艺术作品比比皆是，如唐代罗隐的“一瓶犹是乌程酒，须对霜风度泫然。”宋代秦观的“薄茶便当乌程酒，短艇聊充下泽车。”宋代杨亿的“程乡酒薄难成醉，带眼频移奈瘦何。”唐太宗李世民的《赐魏徵诗》“醽醁胜兰生，翠涛过玉瓒。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宋代黄庭坚的“寒光零乱，为谁偏照醽醁。”宋代米芾的“收拾凄凉兴况，分付尊中醽醁，倍觉不胜幽”等等。

　　当然，这只是小部分，具体关于吟咏程乡(乌程)酒、醽醁酒的诗词，我们整理了一份并不是完整的清单，感兴趣的可以去读读(见附录1)。从这些诗词中，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程乡(乌程)酒、醽醁酒的名气有多大。

　　古往今来，出了名的东西，往往容易被人惦记，甚至被“傍名牌”、被“移花接木”、被“山寨”，导致醽醁酒等“李逵鬼变李鬼”，李鬼反而变成李逵了。我们郴州的千古名酒程乡(乌程)酒、醽醁酒也未能幸免。被徐霞客誉为“擅名千古”的程乡酒和醽醁酒，就因为种种原因被弄得扑朔迷离、面目不清。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们先来看看程乡酒。

　　二、程乡酒又名程酒、乌程酒

　　程乡酒又名程酒前面已说清楚了。程酒又名乌程酒，这乌程酒的名称是来源于地名，还是来源于氏族名?如果来源于地名，这个地方在哪里?如果这来源某一个氏族，这个氏族在哪里?这争议可就大了。

　　关于“乌程”，郴州临武有一个传说。据《临武县志》记载：“临武为夏之纶邑”，而“纶邑”是少康为重新恢复夏朝统治的根据地。还有一个女艾，是少康的高级间谍，县志记载也是临武人。著名专家、湖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任国瑞研究员认为，夏代前期的都会在郴州，后来才迁移北方。他在为我们的《徐霞客郴游之路》作的序中说：“郴州为炎帝与义帝之都，尧舜之世为苍梧国之重镇……，原始联邦共和国――夏代前期之都会即治于此”。此外，在南岳有大禹治水的禹王碑。等等信息，令我们对夏王朝在湘南的历史活动遐想联翩。

　　在这里先交代一下夏代前期的历史。舜禅让王位给大禹，大禹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国家政权夏朝，传给了儿子夏启。夏启传位给儿子太康。太康贪于田猎、不理民事，被后羿夺去了王位，历史上称“太康失国”。后羿大家比较熟悉，是嫦娥的老公(注：据说资兴有姮娥仙、姮娥岩，姮娥就是嫦娥)。后羿也喜欢田猎，不太管事，被寒浞夺去王位。此后有一位少康，是夏禹的玄孙，夏启的曾孙;他躲到了舜帝的老巢、有虞氏的纶邑建立根据地，后派高级间谍女艾刺探寒浞的情报。女艾潜入寒浞长子寒浇身旁，窃取机密，最后一举歼灭寒浞，夺回了政权;历史上称为“少康复国”。

　　《临武县志》载述：“衡湘传闻曰：女艾临武之剑侠也，居于林水。少康闻名往聘之。馈以饼银十瓮，受之而出。学于乌程氏之酿，以往事浇(注：寒浞长子寒浇)，浇宠置之左右。浇淫宿于女岐氏室女，岐楚辞谓为浇之嫂，因夜袭其首误及女岐，亦不知为艾也。复诱浇饮以千里酒，使蒙兽皮而猎，放犬嗾。浇醉颠陨，艾阳救而斩浇以归于少康，复循入深山。少康使人觅之，十瓮未动，因封其山为蓝豪……。”

　　上属记载表明，夏代少康的高级间谍女艾在“乌程氏”那里学到了酿制“千里酒”的技术，“复诱浇饮以千里酒，使蒙兽皮而猎，放犬嗾。浇醉颠陨，艾阳救而斩浇以归于少康，复循入深山”，帮助少康恢复了夏朝。

　　女艾“学于乌程氏之酿”，也就是说“乌程酒”来源于“乌程氏”。有意思的是“复诱浇饮以千里酒”，实际上就是说“乌程酒”就是“千里酒”。

　　乌程氏住在哪里?应该不会太远吧。那时候没有高铁，也没有小轿车，临武到资兴程乡也就够远了。

　　更有意思的是，《说文解字·巾部》释：“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在这里，少康又成了杜康，成了酿酒始祖、酒神。未必中国酿酒始于“乌程氏”?

　　传说归传说，主要还得讲历史。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早在两千多年前，郴州的两种名酒程乡(乌程)酒、渌酃(醽醁)酒，就被编入了西汉邹阳所撰写的《酒赋》中。

　　按理来说，从西汉邹阳《酒赋》的记载来看，“程乡酒”就是“乌程酒”本来一目了然。可因为程乡(乌程)酒名气实在太大，却引来了两桩笔墨官司。这两桩笔墨官司对程乡(乌程)酒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直到现在，仍有人认为程乡(乌程)酒是产自浙江的乌程县，浙江甚至还专门有人注册了乌程酒业公司。又有人认为程乡(乌程)酒产自江西。

　　浙江注册乌程酒业公司的理由，据2020年11月15日的湖州日报中的《乌程酒：悠悠酒香飘万里》中介绍说：乌程是湖州的曾用名。公元前223年，秦始皇将“菰城”更名为“乌程县”，并将产自乌程地区的酒——乌程酒列为贡酒。乌程酒因此名声大噪，“樽有乌程酒，劝君千万寿”“乌程霜稻袭人香，酿作春风霅水光”……千百年来，众多文人墨客留下了众多赞美乌程酒的诗词。“我们注册了乌程酒的商标品牌，并大力挖掘乌程酒的历史文化价值，竟发现了100多篇与乌程酒有关的诗词，李贺、苏轼等著名诗人均对乌程酒大加赞赏。”浙江乌程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诸体康说，北宋湖州人朱肱还以乌程酒酿制为基础撰写了《北山酒经》，曾在各自行业内与陆羽的《茶经》齐名。

　　关于浙江乌程酒的这一说法，我们只用《辞源》中的一个条目即可回答。

　　《辞源》“乌程”条目载：“【乌程】㈠县名。战国楚菰城地。秦併楚，改乌程，以其地有乌程二氏皆善酿酒而名。又说谓其地为乌巾程林二氏所居。汉属会稽郡。历代相因，明清以归安同为浙江湖州府治。公元1911年改吴兴县，属浙江省。参阅太平寰宇记九四湖州乌程县。㈡酒名。文选晋张景阳(协)七命：‘乃有荆南乌程、豫北竹叶，浮蚁星沸，飞华䓑接’。”

　　《辞源》中关于【乌程】的条目说明了四个问题：

　　第一，浙江乌程为县名或湖州州名、荆南乌程为酒名，二者风马牛不相及。

　　第二，“荆南乌程”为酒名即是说，这种“乌程酒”产自荆州南部。说得具体一点：范围在荆州境内;方位在荆州南部。而浙江乌程、湖州不属荆州。

　　第三、从地域角度讲，浙江产的酒称浙江酒、湖州产的酒称湖州酒、乌程县产的酒称乌程酒，这也无可非议，这是另一类命题。然而从内涵讲却大相径庭，即此“乌程”非彼“乌程”。《辞源》所记泾渭分明。

　　第四、《辞源》【乌程】条目与我们前面所记“乌程酒”产于郴州资兴程乡没有冲突，因为这里正是在荆州南部。

　　乌程(程乡)酒产自江西的缘由来自南朝宋(420～479)时，盛弘之撰的《荆州记》。在书中，他对晋张景阳(协)﹝?～307﹞《七命》“乃有荆南乌程……”作的注释中说：

　　“渌水出豫章康乐县，其间乌程乡有酒官，取水为酒，酒极甘美，与湘东酃湖酒，年常献之，世称酃渌酒”(见《辞源》“酃渌”条目)。

　　盛弘之对“乃有荆南乌程……”所作的注释逻辑混乱、错误百出。他从四个方面误导了后人，导致《辞源》都引用了他的注释。我们来仔细看看，《荆州记》中的注释是怎么误导人的：

　　第一，“荆南乌程”地理范围、方位很明确，即“乌程”在荆州范围内，方位在荆州南部。而他所记的西晋时豫章康乐县(今江西万载)乌程乡却不在荆州范围、更非荆南，而是属扬州。

　　第二，“荆南乌程”说的是“乌程”酒名，盛弘之说“其间乌程乡有酒官”的乌程乡是地名。而事实是：历史上康乐县没有乌程乡、也没有酒官。

　　第三，湘东酃湖产的酒不叫酃湖酒，而是两字名的酃酒，酃酒也是名酒、贡酒。但一字之差成了酃湖的两种酒，即：酃酒和酃湖酒。

　　第四，盛弘之的意思是乌程乡产的是酃渌酒，而乌程乡又为程乡之误(见稍后的《水经注》)，为此，准确的表述应该是程乡产的是酃渌酒。后来不少文人墨客经常把乌程酒、酃渌酒、程乡酒混为一谈、难以厘清的原因实由此而来。

　　要纠正盛弘之对“乃有荆南乌程……”所作的注释中的错误确实比较困难，也比较复杂。我们下面从几个方面分析，并引证古籍《湘中记》《水经注》及考古发掘资料对《荆州记》的这一注释纠错。

　　在这里，我们分两步走。

　　第一步：先就盛弘之在《荆州记》注释中的一些问题初步正本清源。

　　(1)、历史上有乌程县，但没有乌程乡。康乐县(今江西万载)也没有设过“乌程乡”。倒是郴州资兴隔壁的酃县(今株洲炎陵县)古代有一个康乐乡(不是县)，正好在荆南。酃县是嘉定四年(1211)将茶陵的康乐、霞阳、常平三乡划出来设置的。酃县与郴州关系密切，解放初期还一度属郴县专区管辖。由此看来，远古时期酃县到资兴一带，可能真有乌程氏住在这里，善于酿酒，为此程乡酒也称“乌程酒”。这样才会有西汉邹阳在《酒赋》中关于“程乡酒”“乌程酒”的记载及晋张景阳(协)(?～307)《七命》中“乃有荆南乌程……”的描述，也应验了女艾“学于乌程氏之酿”的传说。也正因如此，西汉邹阳的《酒赋》中才“乌程”与“程乡”通用，两千多年来一直延续至今。

　　(2)、历史上有程乡，置酒官，产程乡酒。还产名酒“酃渌酒”，即后来葛洪正名后的“醽醁酒”。很显然，《荆州记》中“其间乌程乡有酒官”中的“乌程乡”为“程乡”之误。

　　(3)、历史上衡阳的酃湖产“酃酒”。酃酒为名酒、贡酒，张载有《酃酒赋》，《湘中记》《水经注》中均有记载。但是，这种酒从来不叫三个字的“酃湖酒”这个名字。

　　第二步：我们来看看《湘中记》《水经注》及考古发掘资料对《荆州记》这一注释的纠错。

　　现在看《湘中记》的记载，该书为东晋的罗含(292～372)所撰。第一，罗含为盛弘之的前一辈人，罗含去世60多年后盛弘之《荆州记》成书。第二，罗含为桂阳郡(今郴州)耒阳人。耒阳晋属桂阳郡、现属衡阳，他家离衡阳的酃湖很近，很熟悉酃湖的情况与物产。他在《湘中记》中说：

　　“湘州临水县有酃湖，取水为酒，名曰酃酒。”请注意，罗含说的是酃湖产酃酒，而不是盛弘之所说的产酃湖酒。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亦称酃湖产的是酃酒(注：后述)。

　　其次，再看《水经注》的记载，该书为郦道元(466或472～527)所撰。先提示一下，《荆州记》的作者盛弘之，生卒年不详，但史学界认可《荆州记》成书于元嘉十四年(437)。也就是说，假如盛弘之高寿的话，郦道元出生时盛弘之可能还在世。为此，《水经注》的成书仅比《荆州记》晚几十年。正因为如此，郦道元认真研读了《荆州记》，并在《水经注》中多次差不多全文引用《荆州记》的内容，记耒水郴州段时也点到了盛弘之的名字。然而，郦道元对于盛弘之关于“乃有荆南乌程……”作的注释却置之不理，实际上给予了纠错，也是历史上最早对盛弘之纠错的第一个人。

　　盛弘之对晋张景阳(协)﹝?～307﹞七命中“乃有荆南乌程……”作的注释中说：

　　“渌水出豫章康乐县，其间乌程乡有酒官，取水为酒，酒极甘美，与湘东酃湖酒，年常献之，世称酃渌酒”(见《辞源》“酃渌”条目)。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于“渌水”“乌程”“酒官”的记载为：

　　“县有渌水，出县(注：桂阳郡晋宁县，今郴州资兴)东侯公山，西北流，而南屈注于耒，谓之程乡溪。郡置酒官，酝于山下，名曰程酒，献同酃也。耒水又西，黄水注之。水出县西黄岑山，山则骑田之峤，五岭之第二岭也。黄水东北流，按盛弘之云：众山水出注于大溪，号曰横流溪。”

　　注意，在这里，郦道元点了“盛弘之”的大名。在郦道元的笔下，第一、“渌水”不在江西的康乐县。第二、“乌程乡有酒官”变成了程乡有酒官。第三、酒名曰“程酒”。第四、“献同酃也”中的“酃”，是“酃酒”或“酃渌酒”皆有可能。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于“渌水”“乌程”“酒官”的记载-明万历版本

　　2004年，郴州市城区一工地出土一批晋简牍(注：史学界称为重大考古发现)，其中有2枚上的文字为：“县东界去县四十里从界到郴县呈乡献酒官卅里”“囗廿三酒工”。清楚地记载了“郴县呈(程)乡献酒官”，且有23名酒工。这也印证了盛弘之的错误及郦道元记载的准确。

　　郴州出土晋简记载程乡献酒官及酒工内容

　　对于盛弘之所记“湘东酃湖酒”。郦道元知道湘东酃湖产的酒不叫“酃湖酒”，而叫“酃酒”，也就是说没有“酃湖酒”这种酒。因此在《水经注》中另记：

　　“又北过酃县东。县有酃湖，湖中有洲，洲上民居，彼人资以给，酿酒甚醇美，谓之酃酒，岁常贡之。”

　　至此，郦道元全面、彻底地否定了盛弘之在《荆州记》中关于“乃有荆南乌程……”的这一贻误一千多年的错误注释。

　　到了清代，湖南善化人陈运溶(1858～1918)于光绪年间，曾对《荆州记》进行辑佚，也发现了盛弘之《荆州记》的一些纰漏。

　　他在辑《荆州记序》中说：“盛弘之《荆州记》之类，皆自述乡国灵怪，人贤物盛，参与他书则多纰谬”。又说：“兹所征引得百七十余事，并采集各书为之证，分为三卷，以符原目，因以《水经注》互校，其事实相类者约八十余事，虽详略不同，实则录其书，而隐其名，盖善长著书博采众多，随所甄录。”“今以《荆州记》证之，可知郦注精博，集六朝地志之大成。”

　　陈运溶将《荆州记》《水经注》两书中“渌水出酒”共三条记载全部归类于郴县条目下，想来他也是看出了《荆州记》中的问题。他在批驳《荆州记》的一些纰漏的同时，不忘赞赏郦道元的《水经注》：“郦注精博，集六朝地志之大成”。

　　晚清著名学者杨守敬(1839～1915)在《水经注疏》中，对郴县渌水进行了考疏。他认为唐代李善《文选注》引《荆州记》原文有误。指出：

　　“‘豫章康乐’四字误，彼涩水即后篇的渌水，不闻出酒，程上‘乌’字亦衍。”又说：“《元和志》引《吴录》程乡出酒，《初学记》二十六引《荆州记》‘桂阳一郡，程乡有酒官’亦是证上《荆州记》之误衍。”

　　三、渌酃酒、酃渌酒、酃绿酒、醽醁酒是同一种酒

　　现在，醽醁酒已经被强行“嫁”到衡阳去了，有学者还写了文章，还注册了醽醁饮料酒业有限公司。2018年11月11日，在潇湘晨报还刊登了一篇题为《寻找醽醁·湖南黄酒曾经比茅台还风光》的长文章，文章中说：

　　“关于醽醁酒，一直存在争议，一种说法认为醽醁酒就是衡阳的酃酒，而另外一种说法认为，醽醁酒是酃酒与渌酒的并称。对于酃酒，少有异议，但是关于渌酒，却无法确定到底是哪里的酒了，能确定的是，醽醁酒是湘东的古老佳酿。……追寻醽醁酒，酃湖是绕不开的，酃湖，是这古老佳酿的起点。”

　　现在，炎陵县也在抢这一品牌。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去网络搜一搜。

　　当然，现在最厉害的还是网络。我们到百度搜索、360搜索、搜狗搜索等等搜索引擎查询“醽醁”，在“醽醁酒产地”一栏中基本上是这样介绍的：

　　“至于醽醁酒的产地，大多数文献记载是产自衡阳县的酃湖，如郦道元《水经注》云：‘酃县有酃湖，湖中有洲，洲上居民，彼人资以给酿酒甚美，谓之酃酒’。南朝盛弘之《荆州记》：‘渌水出豫章康乐县，其间乌程乡有酒官，取水为酒，酒极甘美。与湘东酃湖酒，年常献之，世称酃渌酒’。醽、醁是两种酒的合称。也有文献记载，醽醁是一种酒，醽即酃湖，醁即酃湖入口处。”

　　总之，上属记载转弯抹角、归纳起来就是最后那句话：酃湖产醽醁酒。是真的吗?否。

　　第一、郦道元的《水经注》重头到尾说的是“酃湖”产“酃酒”，“醽”“醁”二字没有半个。

　　第二、盛弘之《荆州记》所记“酃湖酒”“酃渌酒”：1、同样没有“醽”“醁”二字的身影。2、他说的湘东“酃湖酒”就是郦道元说的酃湖产的“酃酒”。3、前面还介绍过罗含在《湘中记》中说：“湘州临水县有酃湖，取水为酒，名曰酃酒”，也是这种酒。4、晋张载《酃酒赋》写的也是这种酒。5、网络上搜索引擎中“醽醁酒的产地”的作者是一个明白人，也是一个高手，他明显知道盛弘之说的“酃湖酒”“酃渌酒”这两种酒都与“醽醁酒”从文字上讲挨不上边，但偏要引用他这句话，却不引用罗含的《湘中记》和张载的《酃酒赋》。至于引用郦道元的《水经注》，应该是想借郦道元的名气，可实际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打了自己的嘴巴。其实他知道“酃渌酒”就是后来被葛洪正名的“醽醁酒”(后述)。第二步，为了把“酃湖酒”“酃渌酒”拴在一起，他又来一句“醽、醁是两种酒的合称”。可惜的是两个字完全不同，无法完美对接。

　　“醽醁酒的产地”的作者最后一句为“也有文献记载，醽醁是一种酒，醽即酃湖，醁即酃湖入口处。”作者果然不凡，终于搬出了祖师爷胡三省。北宋时，司马光(1019～1086)撰《资治通鉴》记：“陆纳袭击衡州刺史丁道贵于渌口”。元代胡三省(1230～1302)作注曰:

　　“衡州，治衡阳县。县东二十里有酃湖，其水湛然绿色，取以酿酒，甘美，谓之酃渌。”

　　仔细看胡三省的注释，就会发现胡三省把酃湖产的酃酒，换成了“酃渌”，给了有心人打马虎眼操作的空间。遗憾的是，“醽”代替不了“酃湖”，“醁”也不能代替“渌口”。整个“醽醁酒的产地”内容中，基本是玩代替游戏。不过这是作者的高招，也是花招。因为“酃渌酒”正是葛洪正名为“醽醁酒”的前身(注：见《辞源》的【醽醁】条目中最后一句“参见‘酃渌’)，胡三省才是移花接木的祖师爷。

　　其实，进入唐代以后，酃酒基本衰落，北宋时完全退出名酒行列，很少见到它的身影。而醽醁酒因受到唐太宗的青睐一家独大，到北宋成为最重要的宫廷用酒，更是名声大噪。然而南宋至元代，醽醁酒因涉嫌造假太泛滥走向衰落(注：原因后述)，其工艺进入寻常百姓家，其水源醽醁泉被从衡阳搬迁过来的豪门曹氏据为己有，在公众眼中消失。然而这时醽醁酒却已经成为了中国美酒永远的符号和代名词。

　　正是这一时期，胡三省利用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为司马光(1019～1086)撰写的《资治通鉴》作注的机会，在一个注释中，以“醽醁酒”的前身“酃渌酒”冒名顶替了“酃酒”(前面已有注：《辞源》的【醽醁】条目中最后一句“参见‘酃渌’”)。

　　元代以后的明、清时期，受到胡三省这一注释的影响，不少学者往往有意无意的以“酃酒”代替“酃渌酒”，但并不敢直接以“酃酒”代替“醽醁酒”。即便想这么做，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下面看一看同一套典籍里，是如何记载“醽醁酒”“酃渌酒”“酃酒”的。

　　《大明一统志》载：“醽醁泉：在兴宁县(今资兴)东，一名酒官水。阮美成诗：万榼千壶汲未枯。”“酃湖：在府城(今衡阳)东二十里。荆州记湖周迴三里，取湖水酿酒，酒极甘美。湘中记湖水深八尺，湛然绿色。晋武帝嘗荐酃酒于太庙，《吴都赋》‘飞轻觞而酌酃醁’，即此。(注意：原文不是“飞轻觞而酌酃酒”)”

　　在这里，前句为“荐酃酒”，后句却用“酌酃醁”，遮遮掩掩，有蒙混之嫌。

　　嘉庆《湖南通志》载：“程江在县北源出县东北四十里醽醁泉，西流入耒水，一名绿水、一名渌水。一统志(即《大明一统志》)。郴县有绿水，出县东侯公山，西北流而南屈注于耒，谓之程乡溪，郡置酒官，醖于山下，名曰程酒(注：这段文字逻辑混乱，错处不少，连《大明一统志》的内容也引用错了，但它写到了醽醁泉)。”“酃湖在衡阳县东，水可酿酒，名酃渌酒。一统志(注：《大明一统志》没有这么说，这是胡三省说的)。湖周迴三里，取湖水酿酒，极甘美。荆州记。衡阳县东二十里有酃湖，湖周二十里，深八尺，湛然绿色，土人取以酿酒，其味醇美。湘中记(注：《湘中记》载：“湘州临水县有酃湖，取水为酒，名曰酃酒。”但这里却不点出酃酒的酒名，似乎故意模糊)。晋武帝荐酃酒于太庙，《吴都赋》‘飞轻觞而酌酃醁’，即此(注：前面已指出其错误)。”

　　在这里，同样也是用词遮遮掩掩，有蒙混之嫌。

　　光绪《湖南通志》载：“程江在县北源出县东北四十里醽醁泉，西流入耒水，一名绿水、一名渌水。一统志。郴县有绿水，出县东侯公山，西北流而南屈注于耒，谓之程乡溪，郡置酒官，醖于山下，名曰程酒。”“醽醁泉在县西，一名官酒泉，造酒经久不败，称千日酒。旧志：宋阮阅醽醁泉诗：玉为曲糵石为垆，万榼千壶汲未枯。山下家家有醇酒，酿时皆用此泉无。”“酃湖在衡阳县东，水可酿酒，名酃渌酒。一统志。湖周迴三里，取湖水酿酒，极甘美。荆州记。衡阳县东二十里有酃湖，周二十里，深八尺，湛然绿色，土人取以酿酒，其味醇美。湘中记(这里也没点出《湘中记》中所载的酃酒名字，似乎故意模糊)。晋武帝荐酃酒于太庙，《吴都赋》‘飞轻觞而酌酃醁’，即此。明统志。”

　　在这里，光绪《湖南通志》好像感觉有点不对，特意把醽醁泉作为一个单独条目，其余照抄嘉庆《湖南通志》，但同样还是用词遮遮掩掩，有蒙混之嫌。

　　上面所说的一套《大明一统志》、两套《湖南通志》，没有一套讲酃湖产醽醁酒。就是想跟胡三省玩移花接木的游戏，也不敢超越胡三省一步。

　　我们承认，“酃酒”是一种名酒，也是贡酒，汉代即有，张载、罗含、郦道元等均有记载，但历史上没有在酃湖设酒官(注：官酒即官酿官卖的酒，由国家设酒官管理，酿造的酒主要供皇室贵族享用)的记载，而郴州资兴，历史上屡有设酒官的记述，出土的晋简牍亦有记，并记有酒工二十多名。

　　酃酒，唐代以后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北宋全国210多种名酒中也没有它的名称。而“程乡酒”“醽醁酒”是中国酒文化历史上最出名的酒，所以徐霞客说“郴之兴宁有醽醁泉、程乡水，皆以酒名，一邑而有此二水擅名千古”。前面讲了，这两种酒要说自己第二，没人敢说第一。正如潇湘晨报的文章标题所说《寻找醽醁·湖南黄酒曾经比茅台还风光》。正因如此，难免不被人觊觎，否则，酃酒本身在历史上也是名酒了，为什么还要花大力气、转弯抹角、移花接木来傍“醽醁酒”这个大款呢?

　　1、醽醁酒溯源

　　渌酃酒：最早出现在西汉邹阳的《酒赋》中。

　　《酒赋》载：“其品类，则沙洛、渌酃、乌程、若下，高公之清，关中白薄，青渚萦停。凝醳醇酎，千日一醒。”

　　到西晋太康三年(282)，“渌酃”两字完全一样，但两个字换了个位置，变成了“酃渌”，显然这就是一种酒。

　　参见《辞源》载：【酃渌】美酒名。晋书文帝纪太康三年(282)：“荐酃渌酒于太庙……。”

　　此后，到西晋末期，“酃渌”中的“渌”变成了“绿”，成了“酃绿酒”，实际上这两种酒还是一种酒，所以《辞源》【酃绿】的条目中，有一句“同酃渌”。

　　见《辞源》载：“【酃绿】酒名。同酃渌。文馆词林一五七晋曹摅赠石崇(249―300)诗：‘饮必酃渌，肴则时鲜。’参见酃渌。”

　　到了西晋和东晋之交，出了一个思想家、医药学家葛洪【注：抱扑子(284―363)】。他于晋永兴二年(305)陈敏之乱后流落荆、广等地时来到桂阳郡(今郴州)。又在东晋咸和二年(327)，途经桂阳郡(今郴州)前往勾漏(今广西北流县)任县令，到广州时改变行程前往罗浮山隐居炼丹、讲学、著书，卒于东晋兴宁元年(363)，享年79岁。

　　葛洪途经桂阳郡(今郴州)时考察了苏仙、成仙的遗迹，写了记述苏仙和成仙的《苏仙公》《成武丁》收入他撰写的《神仙传》中。另外，葛洪在这里考察程乡时发现，过去史书中记载的名酒“渌酃酒”“酃渌酒”“酃绿酒”的字写错了，音虽然完全相同，而字却是两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极复杂古老的生僻字“醽醁”。为此，葛洪为了纠正这种酒名在用字上的错乱，拨乱反正，正名此酒为“醽醁酒”，酿酒取水的井为“醽醁泉”。此后，这两个从不见史载的生僻字“醽”“醁”则飞黄腾达起来，而“渌酃”“酃渌”“酃绿”则淡出历史，几乎近千年少见踪迹，被“醽醁”所代替。唐、宋时期，朝野酒文化作品中到处是“醽”“醁”的身影。

　　为此，《辞源》载：

　　“【醽醁】酒名。抱扑子(葛洪﹝284―363﹞)嘉遯：‘藜藿嘉于八珍，寒泉旨于醽醁。’全唐诗―唐太宗(李世民)赐魏征：‘醽醁胜兰生，翠涛过玉薤。’参见‘酃渌’。”

　　注意：在这里最后加一句“参见‘酃渌’”，正说明“醽醁”取代了“渌酃”“酃渌”“酃绿”，也说明了醽醁酒、渌酃酒、酃渌酒、酃绿酒就是产于程乡“醽醁泉”的同一种酒。

　　到唐代，醽醁酒的身价到了顶峰。唐太宗李世民在《赐魏征》的诗中说：“醽醁胜兰生，翠涛过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在这里，唐朝皇帝李世民对醽醁酒赞赏有加，又是“千日醉不醒”，又是“十年味不败”。此外，有：唐李贺《示弟》载：“醁醽今昔酒，缃帙去时韦”、唐陆龟蒙《袭美病中闻余游颜家园见寄次韵酬之》载：“佳酒旋倾醽醁嫩，短船闲弄木兰香”等。

　　到了北宋，醽醁酒仍然有很高的地位，是最出名的宫廷用酒。张能臣的《酒名记》载，当时有名酒210多种。最出名的酒约20种，是皇帝赐与皇亲国戚作家宴用的，一种酒只赐一家。然而，只有醽醁酒赐了两家，即“张温成皇后醽醁”及“张附马敦礼醽醁”。

　　此外，从宋代开始，一些文人墨客往往把醽醁作为美酒的象征或符号，在许多作品中留下了醽醁酒的身影，我们收集了部分诗词四十余首，详见文末附录1。

　　2、“醽醁酒”蝶变为“白露酒”进入寻常百姓家

　　宋代的社会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繁荣时期。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酿酒业的发展，无论官府、民间酿酒业都很发达，全国有名的名酒多达210多种，美酒如林。酒的消费市场庞大，有一幅《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商业经济繁荣的真实写照，图中酒肆、茶楼鳞次栉比。有一本《东京梦华录》，里面记载东京城中的大酒楼就有70多家。《水浒传》大家很熟悉，好汉相聚必有酒。文人相聚，有酒助力，必然文思泉涌、诗性大发，唐诗宋词不能不说与酒没有关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倒是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久负盛名的醽醁酒在宋代以后特别是进入元代后居然在公众面前渐渐消失，直至销声匿迹。原因何在?

　　宋代，有位名人阮阅在北宋、南宋交替之际的徽宗宣和五年(1123)到郴州任知州，他写了一本《郴江百咏》。其中有一首《醽醁泉》诗：

　　玉为曲糵石为垆，万榼千壶汲未枯。山下家家有醇酒，酿时皆用此泉无

　　【注：“糵”即酿酒的曲;“垆”即安放酒瓮的土台子;“榼”即古时盛酒的器具】。

　　阮阅的这首诗，看起来很平常，实际上极为重要，他破解了“醽醁酒”销声匿迹之谜，也见证了另一种名酒“白露酒”的诞生。

　　阮阅的诗题名为“泉”，实则写“酒”。核心是后面两句“山下家家有醇酒，酿时皆用此泉无”。这首诗是写实，不是写意。写的是酿酒的繁忙和规模的庞大，大到山下家家酿酒，而且是同一种酒——醽醁酒(看来假酒历史上就有)，因而阮阅质疑，酿酒用的水都是醽醁泉的吗?

　　阮阅这首诗特别有意思，针对性特别强，直接冲着醽醁酒而来。他揭示了大家造的是与醽醁酒一样的酒(诗中所说的醇酒)，但可能只有少部分用的是醽醁泉的水，大部分用的却不是醽醁泉的水(水不够家家户户都来用)。也就是说酿酒的工具、工艺、原料都一样，造的酒与醽醁酒也一样，只是用水不同。那么，用醽醁泉造的酒自然是醽醁酒，用别处的水造的不就是假酒吗?假酒一出，必然名声败坏。

　　再说了，有醽醁酒这样的名牌，谁不想沾点光、傍大款呢?这不就是品牌效应吗?所以出现了“山下家家有醇酒”，醽醁酒这样的酒中大明星就这样进入了寻常百姓家，造成大规模涉嫌造假的局面，即阮阅所质疑的“酿时皆用此泉无”。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被“高仿”、被“山寨”了。造酒的人多了，酒的产量高了，水也大都不是醽醁泉的水了，实际上就没有那么珍贵了，也不宜再称为醽醁酒了。醽醁酒的名称不就退出公众的历史舞台了吗?

　　随着“醽醁酒”的名称退出历史舞台，其明星光环渐渐失色，即便是醽醁泉仍在，泉水也还被用来酿酒，但却被文人们淡忘。渐渐地“醽醁酒”“醽醁泉”便只是当地人还一知半解，对外则影响甚微了。

　　另一方面，随着“山下家家有醇酒”的普及，醽醁酒酿酒工艺、技术、酒曲、器具、流程、原料配方等却永远被当地人民传承了下来，并通过发展创新，在郴州历史上诞生了一批如“白露酒”“倒缸酒”等黄酒种类，且世代相传，流传至今。

　　比如白露酒，作者从几岁起就在大人的教唆下开始喝、喜欢喝，也因白露酒醉过不知多少回，但每次都醉得香、醉得舒服、醉得深沉，屡醉屡喝。这也许就是千里酒、千日醉的魅力吧。

　　3、醽醁曹氏独占醽醁泉。

　　随着醽醁泉、醽醁酒淡出公众的视野，围绕醽醁泉、醽醁酒又发生了一件千古奇事，即：醽醁曹氏独占醽醁泉。

　　南宋绍定戊子(1228)年间，衡阳曹行锡任巴州刺史知州，还乡后看好兴宁醽醁泉，迁居其东廊居住。《谱》是这样记载的：

　　“盖闻……东西两廊，脉发七宝之岭，水储醽醁之泉，分资兴八景之一，为閤邑名胜之冠……”“行锡公籍衡阳，由赐进士授巴州刺史知州。有善政……致仕还乡，嗜清静，携子二麒与森，宋时来宁卜居醽醁东廊立业，子孙蕃衍，乃建造观澜书堂以训族党之少俊……”。

　　《醽醁曹氏族谱》相关内容

　　到元代大德甲辰(1304)年间，曹一本中状元，族谱载：“一本字如圭、号纯安。元大德丁酉举人、甲辰状元，任受左春坊……”。到大德丁未(1307)年，状元一本弟弟曹一鑑赐进士，族谱载：“一鑑字如珩、一字玉明、号天山。元大德丁未科赐进士，任广西郁陵州知州，行取十评事升户部郎中……”。另外，曹一筵为大德甲辰科(1304)举人，任翰林学士。

　　《醽醁曹氏族谱》中关于曹氏人才辈出的记载

　　元代，曹氏空前兴旺发达，仅三、四年间，一门出一状元、一进士、一举人，也许在郴州历史上是空前的。他们认为，这是醽醁泉给曹氏家族带来了好运。因而曹氏被称为“醽醁曹氏”，修的族谱封面名称为《醽醁曹氏族谱》，住的地方被称为“醽醁里”“醽醁村”，观澜书院也又名“醽醁书院”，观澜书院门口的池塘被称为“醽醁潭”，醽醁泉旁的庙被称为“醽醁寺”。一句话，“醽醁”成为他们家族的象征、“醽醁泉”成了他们家族的灵魂，也成为被他们独家占有的酒泉(反正官府也不管了)。直到清乾隆五十四年，《醽醁曹氏族谱·曹翁周元年兄八旬开一寿序》中还记载：

　　“……珠履如云，高朋满座，酒醖醽醁，仙管叶笙簧之韻……。”

　　中国千年名酒醽醁酒完全成为“醽醁曹氏”家族的家宴酒。

　　乾隆五十四年《醽醁曹氏族谱·曹翁周元年兄八旬开一寿序》

　　4、“醽醁泉”是郴州资兴的千古名泉，俗名“碓臼井”

　　(1)、“醽醁泉”是郴州的千古名泉，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名泉，它因产“醽醁酒”而名扬天下。宋代郴州知军阮阅一首“醽醁泉”诗，已成铁证。

　　此外，历代湖广、湖南、郴州、资兴志书的记载，郴州资兴的“醽醁泉”从不缺席。下面择其要者转载如下(注：历代湖南通志的记载前面已记述，这里从略)：

　　明天顺五年《大明一统志》载：“醽醁泉：在兴宁县(今资兴)东，一名酒官水。阮美成诗：万榼千壶汲未枯。”

　　《万历郴州志》载：“醽醁泉：一名官酒泉，在县东北四十里，近醽醁寺……”

　　《乾隆郴州志》《嘉庆郴州总志》均记载：“醽醁泉在程乡湘源桥往永兴路旁，俗名碓臼井，湧泉一线，夏不涸，春不泛，淆之不浊。以之酿酒，味醇厚，亦可千日，上有醽醁寺旧址。”

　　《乾隆兴宁县志》《道光兴宁县志》《光绪兴宁县志》载：“醽醁泉在程乡湘源桥往永兴路旁，俗名碓臼井，湧泉一线，夏不涸，春不泛，淆之不浊。以之酿酒，味醇厚，亦可千日，上有醽醁寺旧址，又有曹氏醽醁书院。”

　　古籍中关于“醽醁泉”的记载

　　古籍中关于“醽醁泉”的记载

　　以上省、州、县三级志书的记载证明，“醽醁泉”俗名“碓臼井”，自古产“醽醁酒”。“醽醁泉”“醽醁酒”自古属郴州几无悬念。

　　(2)、《醽醁曹氏族谱》关于“醽醁泉”和“碓臼井”的记载。

　　省、州、县三级志书关于“醽醁泉”俗名“碓臼井”的记载，在《醽醁曹氏族谱》中亦得到体现。在族谱中，凡喜庆、文雅、序文、诗词等场景中，均用雅号“醽醁泉”;凡在一些田地、山林、墓地的纠葛中，均用俗称“碓臼井”。

　　“醽醁泉”的用法如：

　　嘉庆二年郴州知州卫际可为他们族谱作的《醽醁曹氏重修族谱序》载：“郴之宁有程乡水，酿酒芬甚，号千日酒，饮之至家而醉。其里名醽醁，有潭焉，即古官醖所。潭之上有邨，世为曹氏所居。旁有书堂，匾曰：观澜。山水明秀，树木蓊鬰，以其为曹状元讳如圭一本读书处，故易堂曰院。……其地固醽醁在焉，观澜书院即其先人读书所也。一本公乃其八世祖也……。”在这里，记载了“醽醁在焉”。

　　郴州知州卫际可嘉庆二年作的《醽醁曹氏重修族谱序》

　　乾隆五十四年王世润的《曹翁周元年兄八旬开一寿序》载：“宁北程乡有醽醁泉，其水绕清流，山环叠萃，磅礴而郁积者……。”

　　乾隆五十四年王世润的《曹翁周元年兄八旬开一寿序》

　　兴宁县知县鲍西嘉庆二年撰《醽醁曹氏族谱序》载：“……宪檄催调宁土，道经醽醁泉边，清风醺人。余心醉者久之……。”

　　兴宁县知县鲍西嘉庆二年撰的《醽醁曹氏族谱序》

　　兴宁县知县秦琮道光二十六年撰《醽醁曹氏续修族谱序》载：“……望观澜书院，见其溪流泻镜，山作剑攒色然惊焉。及观醽醁泉，澄浤潋滟，冠七泽三湘之上，囗爽然快矣……。”

　　兴宁县知县秦琮道光二十六年撰《醽醁曹氏续修族谱序》

　　“碓臼井”的用法如：

　　《醽醁曹氏族谱》载：“一处地名碓臼井尹家洞罗家门首竹界背禾田十担一坵，额谷租四十三桶正。”

　　《醽醁曹氏族谱》中关于“碓臼井”的记载

　　《醽醁曹氏族谱·西廊自帏公子孙坟山地名开列于后》中记述：“一处地名碓臼井庙山一所，东以田为界，南以唐姓坟山为界，西北以古水圳为界。尹姓人等，诸凡祈祷在庙敬神，蒙乡立有息约，只许伊等敬神，毋得借以敬神争佔……。其有屋宇地基前后左右，基图屋后对门山场树株，公私各照旧契据管业，不得恃强混争侵佔。”

　　《醽醁曹氏族谱》中关于“碓臼井”的记载

　　5、醽醁泉的命运。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元代以后“越元及明，历纪数百，屡遭兵燹”(见族谱)，特别到了明代成化年间“迨至成化年间，宗风偶墜，遭罹回祿之灾，堂室舍宇焚为煨烬。因此星散各立，新居其东廊基图自成化至嘉靖，苔荒几六十年矣。每思此地乃祖先创造之宏基，前贤产聚之吉地，安忍荒废若此乎”(见族谱)?可见醽醁曹氏逐渐衰落。不过从前面“高朋满座，酒醖醽醁”的记述看，醽醁泉在乾隆五十四年还属曹氏管辖。此后，至少是从清末至今，从族谱所记及现在情况看，醽醁泉所在的地方已经不为曹氏管辖的范围。醽醁泉的雅号在民间基本不用了，通名“碓臼井”。

　　《醽醁曹氏族谱》中关于曹氏遭灾的记载

　　《醽醁曹氏族谱》中关于曹氏遭灾的记载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重视历史文化的今天，人们开始搜索历史的记忆，发现在中国酒文化历史上居然有程乡酒、醽醁酒这么两颗最璀璨的明珠。学者们纷纷前来考察、媒体人纷纷前来釆访。然而民间已经忘记了醽醁泉，醽醁曹氏也许因族谱散失而忘记了历史、也许因醽醁泉已属他人有切肤之痛，胡乱说醽醁潭就是醽醁泉(我们多次考察都遇到了这种尴尬)，往往让人扫兴而归，回去后则在媒体上作些猜测性报道。

　　这一次我们决心穷根究底。依据《乾隆郴州志》《嘉庆郴州总志》《乾隆兴宁县志》《道光兴宁县志》《光绪兴宁县志》记载中提供的两条信息，即：一、“醽醁泉”就是“碓臼井”。二、醽醁泉在程乡湘源桥往永兴路旁，俗名碓臼井，上有醽醁寺旧址。又有曹氏醽醁书院。

　　古籍中关于“醽醁泉”的记载

　　看来，各类志书所记的湘源桥是重要的参照物，首先要找到湘源桥。然而，这个找寻过程却不那么顺利，我们找了两次均没有进展，后来在偶然机会中，我们得到了民国时期的一张地图，再结合历史信息，到第三次寻找时，终于在当地一位80多岁老人的指引下，找到了湘源桥。而此时，湘源桥的名字已变成了大树桥。原来，在上世纪50年代时，因湘源桥被水冲毁，当地人就砍了几棵大树架上去，久而久之，当地人称此桥为大树桥，就连桥所在的村都叫大树村了，湘源桥这个名字退出了历史舞台。再后来，修了公路，大树桥变成了水泥公路桥，所知道的人就更寥寥无几了。

　　湘源桥(现名大树桥)

　　湘源桥(现名大树桥)航拍图

　　确定了湘源桥，我们再寻找往永兴的古道。之前几次寻找未果，第四次寻找时，在柏树村老支书曹八林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从湘源桥通往永兴的古道，有一段路还保留有石板。根据曹八林及周边村民讲述，我们基本确定了古道的走向。以碓臼井为中心，往东南方向是湘源桥，往西南方向是今蓼江镇，往东北方向是观澜书院(醽醁书院)，从碓臼井到湘源桥和醽醁书院，距离都在一公里以内。

　　找到了湘源桥和往永兴的路，还得找到醽醁寺旧址。通过走访当地村民，得知就在碓臼井上面的山头，以前有寺庙。75岁的曹七江老人、83岁的刘枇月老人均为我们指出了寺庙的遗址所在地，距离碓臼井不到30米。刘枇月老人还告诉我们，在她小时候，她母亲每次带她经过寺庙旧址前面，都会要她拜一拜，求菩萨保佑。

　　随后，我们在山头寻找寺庙遗迹时，意外发现了一块被人当桥在用的条石上有字，经仔细识读后为“石嘴上文峰蔚起”，根据当地村民讲述及族谱等资料证明，此碑所在的地方名为石嘴上。初步分析这是石嘴上古建筑(或为醽醁寺)的一副对联。该碑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确定醽醁寺、醽醁泉的位置提供了重要证据。

　　在石嘴上发现的古碑

　　湘源桥、往永兴的古道、醽醁寺旧址、古碑、碓臼井，都是醽醁泉的有力印证。所以，经过仔细考察，碓臼井就是失去音信近百年的醽醁泉。

　　醽醁泉(碓臼井)地理位置图

　　醽醁泉(碓臼井)

　　湘粤古道历史文化长廊考察组考察醽醁泉(碓臼井)

　　据村民们说，以前的碓臼井水质清澈，出水量大，可供整个村的人使用，确实如史志书里所说的“夏不涸，春不泛，淆之不浊”，而且他们都知道用这里的井水做酒，做出来的酒味道很好。不仅水好，碓臼井的风景也很美，井旁是石板古道，古道旁，还有参天古树，浓密的树枝一直垂至井旁，像是碓臼井的天然华盖，在距离井不到10米的地方，还有古凉亭(这次考察中还发现凉亭柱础等石构件)，古铺面。试想想，古泉、古道、芳草、古树、凉亭、古铺、往来人马，此情此景，怎不令人陶醉?

　　如今的醽醁泉(碓臼井)形状依旧，但两旁景象却已巨变，井旁的石板古道已变成了水泥马路，古树、古凉亭都倒了，古铺面变成了现代住房。甚至因为修水泥马路，还破坏了醽醁泉的泉眼，出水量较之以前大大减少。

　　醽醁泉(碓臼井)现状

　　醽醁泉(碓臼井)现状

　　但值得欣喜的是，千古名泉醽醁泉(碓臼井)被我们找到了，它从未消失，它一直存在。相信以现在的技术条件，想要恢复甚至再现辉煌，也并非难事。

　　这一次我们还下决心找到了《醽醁曹氏族谱》，以便从志书、考察现场、族谱三个方面形成铁三角的证据链。相关情况前面已经述及，不再重复。

　　至此，应该说，醽醁泉找到了，醽醁酒回来了，值得庆贺。

　　小结

　　程乡酒又称程酒、乌程酒;醽醁酒又称渌酃酒、酃渌酒、酃绿酒，上两种酒又称千日酒、千里酒。程乡酒、醽醁酒这两种酒及它们的别名，在《辞源》这样著名的典籍中占了八个条目，是中国酒文化历史上最璀璨的两颗明珠。特别是醽醁酒，在《辞源》中就占有六个条目，是最顶尖的名酒，其历史之悠久、名气之大、文化底蕴之深，在中国酒文化历史上无出其右，可以说是吉尼斯纪录了。

　　我们在郴州的资兴、嘉禾、临武等地考察中，发现程乡酒、醽醁酒在故乡的土壤及民间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了近千年来郴州各县市普及的地方品牌。我们寻访到继承得最好、最完整的蓼市段吉林、谢月英两位老人。老两口在资兴市蓼江镇老街上，开着一间酿酒手工作坊，靠酿酒维持生计，他们一辈子造酒，既造程酒，也造白露酒(由醽醁酒蝶变而来)。

　　作者(右)采访蓼江酿酒师傅段吉林(左)、谢月英(中)

　　郴州嘉禾的倒缸酒，是家家户户喜爱的美酒，其主要工艺与白露酒一样，源于醽醁酒。可喜的是，嘉禾已经有一个倒缸酒厂，可以成规模地进行生产。

　　嘉禾倒缸酒厂厂长曹茂盛

　　嘉禾倒缸酒厂储存的倒缸酒

　　程乡酒、白露酒、倒缸酒有一个共同特点，资兴的段吉林、谢月英和嘉禾倒缸酒厂的曹茂盛厂长都说，这种类型的酒最好密闭封坛存放三、五年，有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时间越长越好。谢月英老人说，这样的酒很贵，一般人吃不起(也许就是古代的贡酒吧)，她曾有一坛几十年的酒，因有说不出来的好味道，人家出多少钱也舍不得卖，自己“好吃”，全被自己吃光了。由此看来，好的酒都得窖藏、久储、够年份。其工艺渊源是否也起源于这两种千古名酒――程乡酒、醽醁酒?值得探讨。

　　通过考察和研究我们发现，程乡酒、醽醁酒这两种千古名酒至今还在，没有失传。这两种酒，原料讲究，工艺特殊，酒曲成分全天然(配方祖传)，每一流程的工具、器械、时间、火候、份量等均有讲究，既有物质文化遗产，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急需抢救、传承。特别资兴，应该向嘉禾倒缸酒厂学习，趁段吉林、谢月英这样的老酒星健在，赶紧培养传承人。这既是一种历史名酒的传承，也是一种千年酒文化的传承。若能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使段吉林、谢月英等老人的人工生产流程、工艺、产能理论化、规模化、现代化，则大幸也。

　　酒文化是中国重要的一种历史文化，酿酒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酒的产业也是一种重要产业。过去我们有程乡名水、醽醁名泉，现在我们有东江名湖、矿泉无数，不愁再次辉煌这一产业。建议郴州、资兴首先保护好程乡名水、醽醁名泉，尽快将醽醁泉公布为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作好申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前期准备工作。然后开展考察、调研，弄清楚为什么徐霞客敢于胆大包天地说出“郴之兴宁有醽醁泉、程乡水，皆以酒名，一邑而有此二水擅名千古”这样的千古绝唱?在此基础上组织专家考察、调研、撰写论文、召开研讨会，使郴州这种全国独一无二的千年酒文化大白于天下。

　　在我们这几年对程酒、醽醁酒的考察中，得到了很多热心人士的支持帮助，特此鸣谢陈文军、赖胜民、廖草洋、陈雄鹰、段旭东、江峥嵘、李琳燕、王仁猛、蒋素华、曹十龙、曹八林、曹茂盛等(排名不分先后)。

责任编辑：刘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