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离现在，既近又远。隔窗看花的状态，让我们对那段历史充满想象。政治上的民国，军阀混战，左右派互相博弈;文化中的民国，传统而新锐，“今日硕果独存之大师级人物，尽皆民国之遗留”。
那么，民国中的瓷器呢?
在袁世凯短暂的83天皇帝生涯里，景德镇曾马不停蹄地烧制了一批御用瓷，后来者将其统称为“洪宪瓷”。和民国大多数的历史任由人想象一样，“洪宪瓷”同样覆盖着扑朔迷离的面纱。如今，在收藏界，提起洪宪瓷的人并不多，相关的文字记载也是只言片语、星星点点，也许是因为那段历史太过急促动荡。
袁世凯
关于“洪宪瓷”，流传最广的历史版本是：民国初年，袁世凯复辟称帝，定国号为“洪宪”(1916年)，袁世凯在阴谋称帝时，亦仿效清朝制度，设御窑，曾派古玩商人郭葆昌(字世五)到景德镇监制“洪宪瓷”。基于这个版本，郭世五也被称为“最后一个督陶官”。
在上面这段不足一百字的陈述中，却留给了人们太多疑问。
疑团一“洪宪瓷”的概念是什么?郭世五是最后一个督陶官吗?
历史上有记载，洪宪瓷大部分是落款为“居仁堂”的瓷器，“居仁堂”瓷用于在开国大典上赠送宾客和袁世凯自用，都是仿珐琅彩和粉彩的器物。既有乾隆珐琅彩和粉彩的富丽，又很有民国风味，多为日用器具和瓶类。因中华民国总统府设在中南海，袁世凯居住的地方为中南海的居仁堂，所以所烧瓷款为红色篆书“居仁堂”和“居仁堂制”。
居仁堂制款天青釉饕餮纹觚(天津博物馆藏)
洪宪瓷其实是一个整体概念，从学术上定义，真正的洪宪瓷应该是居仁堂，还有另外几个堂名的，像为北洋军阀徐世昌(署“静远堂制”款)和曹锟(署“延庆楼制”款)。关于居仁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过记录，《陶艺纪实》杜重远《景德镇瓷业调查》曾经也提及，“洪宪”款其实是袁世凯称帝失败以后出现的，多是1916年至1940年的仿品，景德镇喜欢跟随潮流而动，生产了一批商品，打上了“洪宪款”出售。所以，洪宪瓷基本上都是堂名款。
如果是派郭世五到这里来，专门烧制洪宪瓷，做这个瓷器，肯定是比较难的。虽然说他当时是民国大总理，但中华民国，当时的情况都是写共和，如果他有意称帝，要把款号写成“洪宪”是比较难的。民国在名义上是统一的，但实际上各个派系的军阀控制了各个地方，要在景德镇公开烧造洪宪瓷几乎是不可能的。但郭世五有没有到景德镇来?这个有可能，因为他自己也是个古董商，让他顺带烧制一些居仁堂的可能是有的，如果当时是公派的话，可能有档案记载，但在景德镇档案馆中我是没有查到相关记录。
2011年，在天津博物馆主办的“民国瓷器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耿宝昌曾重点谈到自己亲身经历的关于郭世五烧造“洪宪瓷”的几件往事。1、民国时期北京官宦人家张万里，与郭世五同龄，且相熟识，曾向其询问是否为袁世凯烧过洪宪瓷，郭世五亲口表示：“张二哥，没有!”。2、1942年郭世五过世后，时任华北伪政权事业部部长的王荫泰给其写了一对挽联。20世纪70年代末清退查抄文物时被孙会元先生发现，他亲口对耿先生说，挽联里并没有提及郭世五烧造洪宪瓷之事。3、耿先生曾访问袁世凯的一位外甥女张象朴，她也表示不知道烧“洪宪瓷”这个事情。
1915年的民国时局，军阀割据，而正是因为乱世的背景，即使没有公文指派，郭世五也有很大可能是来督烧瓷器的。
疑团二洪宪瓷的记载为什么如此少?有哪些人参与了制作过程?
在仅有的零星的关于“洪宪瓷”的介绍里，几乎都有一个言辞凿凿的数据“100万两白银”，这是当时烧造瓷器的费用。资料中并援引了据郭世五的外孙马常先生的回忆“这批瓷器约有四万件，也有记载称只有六千件”。
这个数据可靠吗?
专家认为这是不成立的，100万拿到当时是什么概念?天文数字，本身那个时候政府穷，不可能给商人来烧瓷器。100万当时拿到景德镇，可以做天大的事，从景德镇本地的回忆，有关陶瓷方面的趣闻轶事里都没有提起过，仅仅是提起过“鄢儒珍”帮郭烧制过瓷器，他的堂号叫“鄢德亿”，他烧造的琢器和颜色釉非常有名，尤其是乌金釉，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里获得过(金)奖。而景德镇制瓷人回忆，当年王晓棠(王大凡)的老师画过洪宪瓷，证明民国时期，名家也在仿烧居仁堂制款瓷器。
民国时，已经没有御窑了，江西瓷业公司是最大的陶瓷生产方，它带有半官方性质，实际上是民族资产企业，康达通过一些手段把御窑的资产接过来，如果有承接洪宪瓷的烧造，那应该就是由瓷业公司承接。吊诡的是，从它的资料上看，也没看到洪宪瓷的记载。不过，有其他资料显示，景德镇市内的湖北会馆才是当时的绘瓷工场。
疑团三为什么拍卖价格不高?
2005年6月20日，一件双龙耳瓶在北京瀚海的拍卖会成交价为41.8万元，6个月后，在同一个地方，一件标有“居仁堂”的瓷器以57.2万元成交，创下了洪宪瓷的拍卖纪录。
这个数字，在陶瓷拍卖会上，这并不是一个高价位。
虽然价格不会很高，但是有一定价位，相对来说，一个时代的历史人物如果是强盛时期，他的传世遗物，必定价位很高，中外一样，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同样的国力强盛，文化就强盛。而袁世凯是属于逆潮流而动，如果用贬义词来说，是跳梁小丑，而且时间很短，现在据那个时期也是百余年，在茶余饭后可能还会谈，但在上五百年后，也许就很少谈及。比如说中国的历史，有很多朝代，在编年史的时候，甚至都一句带过，像辽金时期讲的就很少。历史是不能割裂的，只是人们可以去选择忽略它。
由于烧造时间不长，为此“洪宪瓷”的存世量极其稀少。
居仁堂制款天青釉饕餮纹觚(天津博物馆藏)
在2011年的“民国瓷器学术研讨会”上，也有一段对此的分析”：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目前尚未把民国瓷器纳入其中，其中主要原因是民国距今只有一百年，一般文物界及收藏界对民国瓷器的重视和认知程度还不够，远远不及对其他时期瓷器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热衷的程度。但近年来民国瓷器精品已经在悄悄地升温，这是因为民国瓷器本身就具备了较高品质，其艺术表现力也并不逊色于前朝。
疑团四83天与38年
袁世凯的皇帝生涯只维系了83天，相应的，“洪宪瓷”也稍瞬即逝。但它毕竟存在过，四川大学陈德富教授就曾在他的《中国古陶瓷鉴定基础》一书中言道：“几千年中国古代陶瓷史，以似是而非的洪宪瓷闹剧结束。中国古陶瓷鉴定，最后结束在洪宪瓷的真伪区别上，可悲可叹”。这一短促的制瓷史在民国时期，产生了什么影响?38年里的民国制瓷史，又对产瓷千年的中国是位列什么位置?
在大家茶余饭后说到洪宪瓷，“最标题党”的说法是——“这是最后的官窑”。很多专家都彻底否定了这个草率的定义，“所谓的官窑，要官办、官家投资、有固定场所、经费、管理，洪宪不是，实际上都是民间烧制的”。
对于民国景德镇地区的38年制瓷历史，从3个方面分析，得出它是黄金时期的结论。一是陶瓷产业方面，具有现代工业意义的新式瓷厂和陶瓷管理机构相继设立，同时在工艺成就上取得突破。二是陶瓷教育方面，打破了历史上艺人子承父业，家族相授的藩篱，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具有“振兴陶瓷工业，实现实业救国”思想和陶瓷专业技能的新兴人才。三是陶瓷艺术方面“瓷业美术研究社”、“月圆会”等陶瓷艺术家团体成立，相互切磋画意，品评画理，主张画必有意。对于几款著名的民国粉彩瓷器、雕塑瓷，他还旁征博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于洪宪瓷，在景德镇档案馆中，查不到袁世凯派郭葆昌来景德镇烧瓷的资料，推测很有可能是其子袁克文曾经派遣。而写有“怀仁堂”、“乐古堂”等款识的器物很有可能是专门给袁世凯办公、休息、会客之所烧造的瓷器。
底款
这段历史对袁世凯来说无论是遗臭万年或者成为后人的谈资，这段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是一出他认认真真、用了心思搞的一场闹剧，而围绕这处闹剧，在陶瓷文化的中心，就派生出这么一些事情(洪宪瓷的烧制)。
至于民国瓷在整个历史中的地位，现在还不能客观公允的评价，这一个问题，留给后人解答吧。
责任编辑：刘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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