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哲（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
摘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国家安全思想，对于新时期进一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保障人民幸福美好生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博大，汇通百家，历经数千年凝练，对国家安全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都有着深刻的论述和系统的思想阐释。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安全思想要做到把握实质、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既传承文化精髓和宝贵经验，又切实服务于新时期总体国家安全建设大局。
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安全思想
当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明确的文明目标，从而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明确的文明属性。文明与其他包括社会、国家等类似的人类社会共同体概念不同的是，文明是一个社会物质、制度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本身具有历史的传承性、社会的良善性、时代的进步性和创新性的光辉意味。建设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必须在良善与进步的基础上，实现纵向文明轴线的传承和横向文明成果的互鉴交流。这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安全建设是当前新时期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当前建设好国家安全体系要始终秉承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当代社会主义的体制优势、技术优势和时代优势，实现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同时也要在文明传承的视角中继承和发扬好中华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安全思想和宝贵的历史经验，实现在安全建设领域的“第二个结合”。从当前来看，对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安全思想的关注和归纳总结，相对较少，这是蔚为可惜的。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安全思想概述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是一个博大的体系，历经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激荡、发展、凝结、沉淀，积聚了中华数千年文明历程的宝贵智慧。因此，在任何时期，都应该重视保护、继承和发扬。对一个文明而言，制度、技术、经济等都只是文明的表象，而内在的土壤实际上是经过文明长期沉积下的文化，只有真正符合文明内在的文化精髓的当代建设努力，才能切实得到整个社会共同体内在的共鸣和外在的行动呼应。因此，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无论对于文化本身的传承还是推动实践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就中华传统文化体系而言，其上自夏商周，历经百家争鸣激荡，形成道儒法墨农兵等各家各派并历经数千年了流传实践，这些思想流派往往看似相互争鸣甚至贬斥互轻，但如果剖析其内核，可以发现几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一是各家各派都追求天下正道，虽然其对于天下正道的理解和实现路径有所不同，但是追求的大道真理却是共通的;二是各家思想都在追求治国安邦，只不过实现的路径和努力侧重点有所不同。所以在这两个根本属性决定下，各家各派相互之间的共同性大于其差异性，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儒家孔子向道家老子问道，大儒荀子的弟子韩非、李斯是法家巨匠。三是各家思想在数千年治国历史中，实际上都被采撷。纵然自汉武以后表面上“独尊儒术”，实践中却是“百代皆行秦政法”，实际上是外儒内道，或者外儒内法，其余各家的重要思想也是如此。所以说，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具有非常明显特征的思想共同体。这就赋予了中华传统文化中能够凝炼出跨域各家的综合的若干优秀特质和思想取向，能够为后世所深入把握和传承发扬。
就国家安全领域讲，由于中华传统文化体系非常注重治国安邦，且中华传统文化深深根植于华夏农业文明的社会土壤，因此也特别重视安全体系的构建。在国家治理的各种领域各家各派都非常重视安全体系的构建，例如儒家道家特别重视民生民安，法家特别重视法令统一、政令通畅、国力强大，兵家特别重视军事安全，农家墨家特别重视农业、手工业。当然如前所述，中华文化中百家实际上是互相融合的，在国家安全涉及的各个领域，实际上都有论述。这一点是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时是应该特别重视的，也就是说，中华文明自古就形成了系统全面的思维观念和安全观念。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国家安全思想
(一)居安思危
居安思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思维习惯和传统，从而也成为传统文化中国家安全思想的思维前提和重要的理论基础。居安思维本身作为一个成语，出自《左传·襄公十一年》，讲晋悼公以霸主地位劝退了围攻郑国的多国联军，感到非常高兴，大臣魏绛规劝晋悼公言，“《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里的《书》指尚书佚文。在儒家经典《系辞传》中指出，“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意思是，危险的人实际上是安乐其地位的;灭亡的，是那些曾经保全的;祸乱的，是那些曾经治理好的;所以君子安全时候不忘记危险，生存时不忘记灭亡，善治时而不忘祸乱，所以最终能够自己和国家都得到安全保全。这里《系辞传》也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思想中辩证往复的哲学思想，从而形成了安危之间的辩证观，以思危而保安。故《孟子·告子下》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荀子·王道》亦言，“将以为乐，乃得忧焉;将以为安，乃得危焉;将以为福，乃得死亡焉;岂不哀哉”。在道家经典中，将安危互辩、居安思危的思想更阐释得异常清楚，如老子讲，“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德经·五十八》)，《庄子·则阳》讲，“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
可见，国家为了安全，必须居安思维，那么，国家应该担心和洞察哪些忧患呢?诸子各家都有很多论述，也涉及了国家安全的多个方面。如管仲讲国家败坏的九个危险，包括不修兵，过于泛爱，贪财，任用朋党小人等(《管子·立政九败》)。墨家墨子亦直接指出国有七患，七患的内容很广包括治国、用人、兵农、赏罚、邦交等，认为“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墨子·七患》)。法家商鞅则认为国家乱之大患在于法令不一，君令不行，从而官制混乱，“处君位而令不行，则危;五官分而无常，则乱”(《商君书·君臣》)。韩非子则归纳出安术七、危术六，安术包括明法度、重信誉、轻毁谤等，危术则包括徇私枉法、肆意坏法、伤害民生等(《韩非子·安危》)。
正因为居安思危在中华传统治国思想中如此重要，所以历代明君名臣皆以居安思危作为治国的根本警醒，如唐名臣魏征在劝诫唐太宗的《谏太宗十思疏》中指出，“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唐太宗则告诫群臣，“治国如治病，病虽愈，尤宜将护。倘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资治通鉴·一九三》。这实际也被毛泽东等历代领导人所重视，如在建国前夕，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二)民为邦本
民为邦本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础和精华，传统文化中各家无一不以民为治理之基，因此也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所在。“民为邦本”最早语出被誉为 “政书之祖，史书之源”的《尚书》，在《夏书·五子之歌》中言道，“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可以发现，这里既强调了民为邦本，还将其与邦国安宁紧密联系在一起。民本思想也由此被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继承和铭记，并且将民与天所紧密联系，也形成了中华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民本思想。如《尚书·泰誓》中记载周武王伐纣时所言，“惟天惠民”，“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而商纣王由于“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所以武王必须“奉予一人，恭行天罚”。管子作为春秋时期很有作为的政治、经济思想家，极为重视民心，他对齐桓公言，“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说苑·建本》)。《管子·牧民》又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道家同样高度重视民本思想，老子指出圣人治世，无私心，无私欲，而以民心为上，即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四十九》)。墨家同样重民爱民，《墨子·节用》言，“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餍，殁世而不卷。”法家作为促成中华大一统的重要学说，更是重视民本民生思想，纵观《商君书》，民字出现多达五百余次，强调以法治使民安最终使政安国治。如《商君书》开篇即论，“法者，所以爱民也”《商君书·更法》，尾篇又复言，“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商君书·定分》)。
民本思想更是儒家治国思想的根本，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就是“仁”，而“仁”就是人，所谓，“仁者，人也”(《中庸·二十》)，“仁者，爱人” 《孟子·离娄下》。所以儒家以爱人爱民为根本，从而构建起覆盖家国天下的整个善治体系。孔子对于人民之于国家安宁的关系论述得非常清楚，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礼记·缁衣》)。孟子更注重民本，甚至将民的地位置于君之上，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的民贵思想。董仲舒作为儒家后世大兴的关键核心人物，其根本思想就是承天仁民，在其著作中，他指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天人三策》)，“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春秋繁露·灭国上第七》)。儒家以民为本的传统始终延续后世，至宋明理学更是得到了强化。理学虽名属儒家，但实际上是包括儒道释等各家思想的汇集产物，所谓“出入佛老”，因此既包含了儒家仁爱的思想根本，又有道家为圣和佛法平等慈悲的理念，而仁爱、成圣、平等慈悲等又在理学这里融会贯通，如大儒张载提出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的大同理想。而理学之大成者朱熹亦提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宋史·道学三》)，这里实际上将爱民、君道、法纪等皆囊括在内，如果以先秦学说来看，实际融汇了儒道法等各家的爱民思想。
思想的传承是一方面，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历代明君名臣也将爱民作为施政和邦国安宁的核心纲领。例如汉初采用黄老之术，高祖至文景皆以清净无为休养生息，以恤民力。高祖约法三章，又轻徭薄赋，“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史记·食货志》)。文帝更是被誉为古来最仁爱的皇帝，其诏曰，古之圣王“先民后己，至明之极也”，“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恻怛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汉书·文帝纪》)。唐太宗更是将民生民安与国家安宁联系在一起，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从而成就大唐盛世。乃至后世，历代明君明臣，无不以爱民成就邦国安康。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核心的政治纲领毫无疑问就是民为邦本的爱民观。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代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把人民安全作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实际上既体现出当代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主体观，同时也体现出了对中华传统民本国安思想的传承和升华。
(三)为政以德
如果说仁民爱民是中华传统政治思想的根本出发点，那么为政以德，就是对治理者的根本要求和政治的根本取向。“为政以德”出自《论语·为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君王的德行要像北极星那样光芒闪烁且岿然不动，从而引导百官庶民如众星般拱卫，那么政治就可以如星辰运行一样安稳无忧。实际上不仅儒家，德政也是中华传统思想各家所共同推崇的根本政治取向，也是自上古流传下来的中华根本政治取向。
《尚书》最早确立了为政以德的思想，《尚书》所记载的上古先王，无一不是以道德获取君位，且以道德治理天下。如《尧典》记载尧帝，“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舜典》记载舜帝，“浚咨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大禹谟》记载禹帝，“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管子》作为汇集多家思想的集合，也贯穿了德政思想。《管子》开篇《牧民》即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强调了道德作为立国的基础。在施政方面，管子强调君王要特别重视臣下的道德，“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祿;三曰能不当其官”《管子·立政》。道家更是重视治理者的道德，《道德经》本来就是关于道与德的学说，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真理与本体，天生万物就是天德，而人对于道的领悟就转化为人德，所谓“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德经·五十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为嗇，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道德经·五十九》)，这里啬是珍惜爱惜的意思，意思就是治理天下，爱惜民力，以养万民，就是最大的积德。墨家同样推崇德治，如言，“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墨子·尚贤》)。法家虽然推崇法治，但实际也是以德为基础，如《商君书·错法》言，“德明教行，则能以民之有，为己用矣。”但是法家对政德的态度是辨证的，一是认为，君主政德的关键不是天天口头上推崇道德，而是切实始终如一地推动法治和政府信用建设，所谓“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商君书·修权》);二是认为对于教化百姓而言，空谈道德也是无益的，所谓“巧言虛道，此谓劳民”(《商君书·农战》)，而是主张要以实际的法律教化、赏罚分明来激励民心，这体现了战国时期法家务实强国的特点。
至秦汉以后，儒家成为中华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学说，政德思想更是被推崇备至。董仲舒上承《尚书》，完备构建了天人合一的政德思想，将君主的道德与权力的来源以及国家的安危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从而既赋予了君主权力的神圣性谓之天命，“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也以天罚来约束君主的失德行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天人三策》)。此后历代明君名臣皆奉行德政，以保国安，如《贞观政要·君道》言，“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就具体的道德取向而言，在传统文化中，主要分为君德和臣德，二者又分为私德和公德。从私德讲，儒家提出君子应该遵循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廉、耻等道德标准。而就君主的公德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敬天爱民，而爱民则必然要节用、简朴、仁恕、立法、立信等。对于臣下而言，一方面同样要爱民如子，另一方面则最重要的是要忠与孝。所谓，“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覆，莫大乎忠”(《忠经》)，“夫孝，德之本也”(《孝经》)。后世明君名臣都是以上述标准作为行事规范，如《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时期推崇的政德标准，包括任贤、求谏、纳谏、尊师、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俭约、谦让、仁恻、慎所好、慎言、杜谗邪、悔过等。武则天亲撰《臣轨》，鲜明提出了臣下的道德要求，包括至忠、守道、公正、匡谏、诚信、慎密、廉洁、良将、利人等。此后历代皆有君臣撰写的类似的政德规范。直至今日，“以德治国”依然是重要的治国方针之一，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也依然是当代干部的选拔标准。可见，为政以德始终是中华政治传统的核心理念。
(四)法为治基
在中国治理传统中，不但非常重视德治教化，同时也非常重视法的建设。所以，可以说中国同样是有法治传统的国家。法治基础的构建，也是中华传统国家安全思想中极为重视的。从内涵和外延来说，中华传统的法是一个广义的体系，它不仅指的是通常理解的法令刑罚，而是泛指一切正式的规则体系，也包括儒家所倡导的礼。所以，在中华传统思想体系中，礼法是一个高度关联的概念，礼包括法，法也包括礼，所谓“礼者，法之大分”(《荀子·劝学》)，“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礼法合治成为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思想。
从历史来看，自早期文明成型以来，中华文明就开始构建系统性的国家制度体系。如舜帝修五礼，制五刑(《尚书·舜典》)，周公制周礼，穆王制《吕刑》。此后，至春秋战国，列国纷争，变法强国逐渐成为各国主流思想。各国纷纷变法图强，以秦统一为终结，汉承秦制，此后法治思想成为历代治国之基。对于法的作用，古代思想家们阐述得非常清楚，法律因为清晰的条目以制止违法从而爱民而凝聚国力，确保国家安定：“法者，所以爱民也”，“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法者，国之权衡也”(《商君书》)。“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慎子》)。“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有度》)。
不仅是先秦思想家，后世历代明君名臣也始终坚持了法为治基的思想。如汉初萧何非常重视法治，“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书·刑法志》)，执法如一，曹参亦然，百姓歌之，“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壹”(《汉书·萧何曹参传》)。”李世民非常重视法治，贞观时魏征上书言，“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李世民欣然采纳，还说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贞观政要·公平》)这样超越历史时代的名句。宋代时，法律极为细致，覆盖社会各个方面，如梁启超所言，“宋代法典之多，实前古所未闻”(《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尤其是商业法非常完备，极大促进了宋代的经济发展。王安石在《周公》文中言，“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元代非常强调罪刑法定，不得任意施刑，“诸有司非法用刑者，重罪之”(《元史·刑法二》)。明清亦然，朱元璋亲制《大诰》，要求家家皆备，有违法者家有大诰者可以减罪一等。至于清，基本沿用了《大明律》的框架，后康雍乾等皆重法治，不断增修律例。直至今日之中国，更是将依法治国作为了执政的基础，如二十大报告所言，全面依法治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实际上既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内在要求所在，也是中华以法治国安邦传统的继承发扬。
(五)国以信立
以信立国是中华传统文化关于国家安全的重要信念，在诸子百家的各家中都极为看重诚信在国家安定和治理中的重要价值。在儒家经典《论语·颜渊》篇中，子贡问孔子，国家治理最重要的三者是什么，孔子答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如果三者去掉一个呢?孔子曰，去兵!子贡再问，再去掉一个呢，孔子答曰，去食!最后孔子语重心长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里可见孔子把人民对于国家的信任看作比粮食和军队还要重要的安定因素，“民无信不立”也成为儒家治世的信条。法家对国家之信同样极为推崇，如商鞅变法首要举措不是颁布法令，而是徙木立信，故意以一个非常夸张的政令来树立官府的信誉，意思是，如此乖张的承诺政府都要遵守，更不要说那些正式的律令。所以毛泽东在早年所撰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中感慨道，“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又如《商君书·修权》指出，“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所以秦法有信，赏罚分明，使得国民奋不顾身，六国流民纷纷涌来，最终一统天下。后世明君名臣同样极为看重信誉，如魏征上疏唐太宗言，“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李世民则言，“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贞观政要·诚信》)，又言“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而失信”《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
以信立国不但成为古代中国的政治信条，还由于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根本思想被赋予了上天的神圣性。如古代将土星称为填星，认为土星代表的是仁义礼智信中的信，同时土星也是天子之星，意味着天子以信取天下。如《晋书·天文志》言，“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义礼智，以信为主，貌言视德，以心为正，故四星皆失，填乃为之动。动而盈，侯王不宁。”“又曰，天子之星也。天子失信，则填星大动。”这里显然是将天子之信与星象运行联系在一起，并且认为天子失信必然有灾祸。而在中华传统的典籍作品中，亦大量记载了失信则失天下的典故，如典型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项羽失信诸侯而失天下。又如《国风·国语·兔爰》歌曰，“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相反，那些得到天下或者实现大治的君主无一不是以信义立国执政。因此，立国以信，以信安国实实在在是中华传统治理和国家安全思想中的基础，可以说，德、法、信共同构成中华善治的政治伦理根基。
(六) 农为国本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人类农业时代最璀璨的文明，所以自古以来的传统各家各派的政治思想都把农业作为了国家安定、人民富足的最根本所在，毫无分歧，所谓“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资治通鉴·汉纪二》)，“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宋书·本纪第五》)。《尚书》最早确立了以农为本的思想，如在《洪范》篇中，确立了八政，其中首要就是农食，“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周礼·春官》讲太宰的职责时，首要就是重农，提出，“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到春秋时期，管仲提出了农本思想，在《管子·治国》中指出，“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老子同样极为重视农业，并以农业来比喻治国，在《道德经》中谓之“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以早备，是以早备是谓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这里的啬就是稼穑，意思就是治国就要像种庄稼一样，早做准备，早做准备就是重积德了。在讲理想政治时，老子提出四个标准，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首要还是农食。至战国时期，列国纷争，各国更无一不以农业为本，如《商君书》言，“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垦草》)，“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农战》)。荀子同样重视农业，提出国家安定的几个标准，首要就是农业，《荀子·王霸》言，“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矣。”自后世，秦以法家重农一统天下，《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汉初以黄老之术治国，以轻徭薄赋鼓励农耕，“高祖以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至文帝，又“田租减半”(《汉书·食货志》)，且效古法，重启帝王亲耕的传统，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 其开籍田, 朕亲率耕”(《汉书·文帝纪》)。而至后世历代明君，无不以农耕为本，李世民在亲撰的《帝范》中殷殷嘱咐，“夫食为人天，农为政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志廉耻。故躬耕东郊，敬授人时。国无九岁之储，不足备水旱;家无一年之服，不足御寒暑”(《务农》)。可以说，纵观整个中华文明政治思想史，农业始终居于国家安定和人民幸福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地位，从无偏废。
(七)重士尚贤
在中华传统治理思想中，士与贤始终居于重要的位置，是否重士尚贤也是判断一个君主是否贤德和国家是否安定的一个起码的标准。在传统描述帝王清明和国泰民安的语汇中，重士尚贤、礼贤下士等语汇和敬天爱民几乎是同等分量的。而在中华传统的政治思想中，得贤士者得天下，失贤士者失天下，也几乎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而失天下是同等的。在经典的政治典故中，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商汤得伊尹而得天下，文王得吕尚而得天下，齐桓公得管仲、秦穆公得百里奚而称霸，秦孝公求商鞅而强国，刘邦得萧何、张良、韩信而一统等都是正面案例，而反面的则如商纣害比干，项羽失韩信贬范增等都是国灭身死的教训。因此，自古的政治思想家和明君无一不重士尚贤，如《尚书·武成》讲武王伐殷后，“建官惟贤，位事惟能”。春秋后百家无一不重士，如管子讲圣王之所以能够显达于后世，就是得到人才，“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管子·五辅》)。他又讲君主要四慎，其中前两个都是与重士尚贤有关，“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权。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这里不但讲君主要重士尚贤，宰枢大臣也要如此，“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管子·立政》)。孔子同样重士，在 《论语·子路》中，冉雍问政，孔子答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孟子重士，认为士子应该“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章句上》)，“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墨子更是极为重士尚贤，《墨子》开篇即是《亲士》，把贤士的去留看成国家存亡的根本，认为“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且墨子也持有与管子相同的观点，认为枢要之臣同样也要重贤亲士，所谓“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己”(《墨子·尚贤》)。法家同样重贤，但是法家认为的贤士首要是端直守法，不以私坏法，如《商君书·修权》言，“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测。”至于后世明君名臣，则更是以重士尚贤为己任，如李世民尤为重士，任人唯贤为上，不论出处，如所用魏征等名臣多出自太子府，在其亲撰《帝范》中，专有《求贤》篇，言“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又如朱元璋获取天下后，下诏向天下求才，曰“怀才抱德之士，久困兵乱，潜避岩穴，所在官司，用心询访，具实申达，以凭礼聘，共图治效”(《大赦天下诏》)。直至今日，人才依然是国家安定强盛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亦体现了中华重士尚贤的传统。
(八)崇文重教
无论是德治天下，还是重士尚贤，都离不开文明教化之力，所以中华自古就有崇文重教的传统，这既是治理之道，也是安国之道。从文字的本义来看，“文”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地位，所谓“文者，德之总名也”(《国语·周语·韦注》)，“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文心雕龙·原道》，可见“文”字的重要意义。而从帝王谥法而言，“文”字也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如《逸周书·谥法解》，“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历史上的文帝大多为圣明君主，如著名的周文王、汉文帝、隋文帝，著名的唐太宗李世民亦称唐文帝，可见文也是对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最高评价。因此，崇文重教也是中华政治传统中的重要的安国爱民的施政纲领和评价标准。如在《尚书》中，评价尧舜禹，皆用了“文”字，如评价尧帝，“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尧典》);评价舜帝，“浚咨文明，温恭允塞”(《舜典》)，评价禹帝，“文命敷于四海”(《大禹谟》)。后至周公制周礼，其中太宰一职为百官之长，司掌六典，其二即为教典，“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周礼·天官》)。
至春秋时期，百家争鸣，无一不崇文重教，尤以儒家为甚。孔子被誉为中华历史上第一位创办私学的教师，其核心理念就是文教治世。孔子主张传承周礼，汇编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收弟子三千。《论语》以《学而》开篇，谓之“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又言“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在谈到教育时，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又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道家也非常重视教育，但是道家追寻大道，更重视的是不言之教，如“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二》)，“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运》)。实际上这与儒家的身教的理念也是相通的，所谓“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法家同样重视教育，但是法家更重视的是法令的教育，让国家自上而下官民皆懂法，所以商鞅自天子至郡县，专设法官一职，法官的主要任务不是审判而是宣讲解释法律，“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遇民不循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商君书·定分》)。所以可见，各家虽有所崇，但皆重教。至汉武独尊儒术后，崇文重教成为历代大一统王朝定国安邦之核心国策。董仲舒在上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言，“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由此建议汉武帝“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武帝欣然采纳，并立五经博士于朝堂以顾问。此后历代皆设太学、国子监作为最高学府，培养学者官吏。至隋唐，又开科举以文取士，创千年文治之制度基础。唐太宗撰《帝范》中专有《崇文》一章，言“文以安邦，武以定国，乱世阅武，治世从文”。至宋，更是文风大盛，编《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大书。此后，明编《永乐大典》，清集《四库全书》亦皆充分体现了中华历代崇文重教的根本特征。可以说，崇文重教是中华文明的根本特征，也是传统治国安邦一贯的根本国策。
(九)兵者存亡之道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出自《孙子兵法·始计》，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中对军事国防的高度重视。实际上，不仅兵家如此，纵观中华传统政治思想的各家各派，无一不重视军事国防。而中华传统军事思想的核心在于三者，一是慎战;二是义战;三是止战。所谓慎战，是指既要重视战争，但又不能轻易发动战争，所谓“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自古中华以仁义治天下，战争必生灵涂炭，因此，任何时候发动战争都要考虑到民心、国力、军力、敌我等各个方面，所以《论语·述而》讲，“子之所慎，齐，战，疾”。纵观所有的经典兵书，无一不把慎战作为首要，如《孙子兵法》讲要考虑五种因素，“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始计》)，认为，“主不可因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火攻》)。而《商君书》认为凡出兵，都至少要满足三个充足的条件，“兵未起则错法，错法而俗成，而用具”，意思就是首先要明法实施，法令统一上下一心，继而人民把遵法守法成为习惯，第三就是兵器粮草用具足备(《立本》)。
如果不得不发动战争，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认为就要“战必义”，也就是必须要站在正义的一方。《尚书》中记载商汤伐桀、武王伐纣都充分体现了义战的思想。所谓义战，就是由于被征伐之人之国暴虐害民，因此为伸张正义而不得不征伐，往往还赋予以天命的神圣，如《汤誓》言，“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泰誓》言，“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孟子发扬了《尚书》的义战思想，认为“救民于水火”(《孟子·滕文公下》)为义战，而单纯为争地夺城为不义之战，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章句上》)。《三略》则进一步强调了“义战必胜”的思想，曰“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
当然，义战本身也不是目的，而根本的目的在于止战，这也是中华传统军事思想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华传统政治思想的根本所在，也就是爱好和平，国家安定在仁不在战。止战有三种，一是达成目的，征伐得胜而止战，如汤武革命。二是以义止战，以战止战，不战而屈人之兵，如《孙子兵法》言，“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三是兼爱非攻，这在墨家学说里非常明显，墨子从理想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
以上中华传统军事思想的三点(慎、义、止)被后世明显地继承下来，如始皇帝一统天下，销天下兵器而铸十二铜人，实际上就是为了止战。又如《汉书·高帝记下》记载刘邦，“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实际上也体现了刘邦起兵是义战的特点，又载刘邦下昭曰，“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实际上也是体现了其以义止战、以战之战的目的。至李世民作《帝范》，专有《阅武》章，言“夫兵甲者，国之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人凋;邦国虽安，忘战则人殆”，李靖又言，“兵，不得已而用之”(《李卫公问对》)，亦充分体现了慎、义、止战的思想。凡此种种，在后世史书兵书记载中，数不胜数。至于近代，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军事思想的核心。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家安全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总结归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安全思想，既是为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现出中华文明内在的历史性和连续性，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对今日之时代和中华文明现代文明建设有所镜鉴和启示。正如一句非常著名的格言，“人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得到教训”，历史对于今日乃至未来之治理而言，始终都是重要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
(一) 理解中华传统国家治理和安全思想的核心实质
尽管中华传统国家治理和安全思想涉及面很多很广，但其核心实质却非常简洁清晰，就是两点，一是民心、二是政德。此二者可以称之为体，而其他诸方面可以称之为用。正如前所述，民心是中华传统政治思想的最根本，中国历史上一切宏大的帝王政治还是历史风云都离不开民心这个根本所在，“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绝不是一句空言。因此，无论是今日之治理和安全建设还是未来中华文明的构建，都不能离开这个根本，这也就是所谓的“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和基石”。而获取民心的根本所在，则在德，德的含义很广，有敬天之德，有君王官吏个人品行之德，但归根结底就是爱民，爱民就是大德，害民就是失德，“民心就是天心”，不敬天必然害民，君王官吏个人骄奢淫逸也必然害民，害民则失民，失民则国危，所以，德就是爱民，所谓国家危亡“在德不在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而围绕着民与德，其他包括以上所提及的法、信、农、士、文、兵等方面，都是重德和爱民的体现，也就是形成了体用本末的辩证关系，而反过来如果离了民和德的根本，反而过于重视某一个方面，如重视法，就制定残酷苛刻的律令管制民众;重视文，就一味以浮华虚文取士，迎合士人阶层而忽略劳苦大众;重视兵就一味不顾国力而暴兵图霸。这些皆是伤害了国之根本，也非国家安全的长久之计。所以，理解传统中华文化治国和安全思想的精髓，还是要回到民心和政德两个方面。今日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安全体系建设，也始终要紧紧依靠人民，为了人民。
(二) 国家安全与国家治理之间密不可分，不可偏废
从以上对传统文化中国家安全思想的论述可见，实际上，自古至今，对于国家安全和国家治理之间都存在着密不可分、一体两面的内在关系，国治则安，国不治则乱。因此，国家安全建设的各个方面，实际上也都是有效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纵观数千年思想精华、诸子百家各派论述，无一不是以治国理政作为国家安全的根本。儒道法墨如此，纵然如兵家，也是以国家安定、国力强大作为战争取胜的根本，而非弄险图诈，只是实在不能避免战争时，才用计用策以对敌。所以，自古以来，国家安全建设并非一个狭窄的领域，而是涉及到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可以说，几乎无一治理领域不涉及国家安全。因此，这就意味着在今天任何时候，一方面，在各个领域建设时，都必须要有国家安全建设的基础意识;另一方面，则是要统筹兼顾，把安全与治理紧密联系起来，从整体国家安全观出发来顶层设计、系统思维，从而将国家安全真正与国家有效治理、人民幸福生活密切联系起来。
而要真正实现当代的国家安全体系构建，就必须把安全与国家文明发展密切联系起来，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来深入统筹考虑，建立全面系统的国家安全观念和治理体系。
(三) 守正创新，不断继承巩固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思想
在今天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时，必须要守正创新。所谓守正，在文明传承方面，就是要充分继承和发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家安全思想的根本理念，就是要以民心和政德为根本，在今天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在创新方面，则要结合当今的新国情社情特征，具体而言，就是要根本上适应三个新。
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新。以往的国家安全根本上还是封建帝王统治的安全，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不同于以往的封建王朝，而是以人民主权为根本，因此，今天的国家安全则要落实到党的领导下的人民主权、人民政权的安全上来，也就是要真正实现人民的幸福安康，实现人民安全。
二是要适应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之新。中华文明长期处于农业时代，因此传统国家安全体系构建都有着鲜明的农业时代的特征。但今日之中国早已经进入了工业和信息化时代，工业和信息化时代的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农业一家独大的根本，包括经济社会的高度流动性、多元化等形成的对社会关系的变革，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加自由、更加平等，个体权利更加被重视，这些都值得今日国家治理和国家安全建设时给予重视和适应，也就是既要巩固工业和信息化时代的经济基础，也要更加善于运用法治来确权维权，更要重视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特别是网络社会、虚拟空间等。
三是要适应全球化与文明互鉴之新。历史上中华文明长期处于东亚，形成了独特的以此为中的天下观，而与世界其他文明相对隔离。今日之世界早已成为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成为一种必然，这势必要形成一种多元文明平等交流的新的世界文明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即形成了有利于中华文明发展的新机遇，也产生了来自外来文明经济、制度、文化乃至军事等各个方面的侵蚀和影响，这些都意味着要在更大的世界文明进程的角度来思考中华文明的治理与安全以及在世界治理和全球安全体系中的价值、责任和作用，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全人类文明的繁荣和进步做出贡献。
四、结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国家安全思想，包括居安思维、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法为治基、国以信立、农为国本、崇文重教、重士尚贤、兵者存亡之道等，这些共同造就了数千年历史上漫长稳定繁荣的中华文明，值得今日之国家治理和国家安全建设的借鉴。在当代国家安全体系建设中，一方面要继承赓续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把握其实质。另一方面要不断守正创新，适应新的国家根本体制、人类时代进步和全球格局的变化，不断完善服务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现代化的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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