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中的“天地”

　　作者：翟奎凤(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天地”是富有中华文明特色的一对思想范畴，长期以来我们似对其过于“熟悉”，没有太多深究。实际上，它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点。郭沫若在《金文所无考》一文中指出，西周金文中有“天”没有“地”，天地观念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发展起来的。西周时期，“天”是绝对唯一的至上神。后来，天由高高在上的一神主宰者进入与地相对出现的二元结构和自然生化的世界，有了理性可以认知的相对意义。天地观念的出现是中华文明理性精神开始挺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人文思想建构的重要起点。有了“天地”，人对自己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就有了较为清晰的边界感，从此，人们开始以理性的精神对于世界及其生化的机制、人在其中的意义进行探索、认知和叙述。天地观念是中华文明思想大厦的重要基石，对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与心灵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很多关于天地的词语和观念，在先秦两汉基本都有出现。从空间意象来说，“天上地下”“天圆地方”是最古老、影响最大的两大天地观念。由“天上地下”派生、衍化出“天高地下”“天高地厚”之说，进而以高明/博厚、自强/厚载论天地之德。受古老的盖天说天文思想影响，古人还把天地想象为圆盖和大车，万物都在天地的覆载之中，至公无私、无所不容。“天圆地方”观念也派生出“戴天履地”的说法，甚至以头、帽之圆象天，足、鞋之方象地;同时，方圆与幽明、规矩在意象上也对应关联起来，天圆而明为规，地幽而方为矩。空间意象上的天地观念，还相应地关联着德性和智性修养，如高明、博厚、无私、宽容、圆而神、方以智等。与以空间性为重要特征的天地观念不同，先秦两汉的天地观念还大量与时间性、生成性、规律性、数理性密切相关，如“天时地利”“天文地理”“天父地母”“天施地生”“参天两地”“天一地二”“天五地六”等。“天时”既指有形的四时、寒暑、风雨，也指无形的时机、运势，“地利”包括有利的地形、肥沃的土地和较高水平的生产力等。在这些观念中，天与地要密切配合、统筹兼顾，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存或成功之道。此外，一些天地观念还包含宗教、德性、德政等含义，如“天神地祇”“皇天后土”“天清地宁”“经天纬地”等。在中国古代，历代帝王非常重视天地祭祀，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除了大量二元维度的天地观念外，天地人三才之道在后世影响也非常大。《易传·说卦传》载“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是对三才之道具体内涵的一种诠释。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把“人和”视为战争和社会实践的关键性因素。《荀子·王制篇》说“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这里也强调“君子”(社会的管理者)的重要性。董仲舒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春秋繁露·立元神》)，把三才之道与政教密切联系在一起。天地人三才之道，凸显了人的能动性和社会实践的重要性，注重人与天地自然的和谐相处，强调对万物的关爱，已经有了生态环保和生态文明意识。当然，在古典三才之道中，往往在德性与智性层面过于突出圣人君子的重要性，对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发展的创造性力量有所忽视。

　　三才维度之外，还有不少四元或多元维度的天地观念。如老子以道、天、地、王为域中四大;《易传》把天、地、人、鬼神视为域中四大，并强调四者都以“谦道”为尊。《淮南子·兵略训》说“神莫贵于天，势莫便于地，动莫急于时，用莫利于人”，此以天、地、时、人为用兵四要。此外，还有把“天地”并为一元之说，如《易传》说“大人”的最高境界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是大人的最高境界。天地与日月、四时、鬼神、人民等因素的组合，构成了中国古人对自然与社会整体有机结构的一个思想叙述。《荀子·礼论》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这是明清时期流行的“天地君亲师”观念的源头，“天地”是基础性的自然向度，“君亲师”指向社会、伦理和教育维度。

　　早期文献中还有关于天地之成始与坏终的叙说。天长地久，但天地并非永恒。老庄常言天地未分时为浑沌，并将其视为道的状态。古人常以清者为天、浊者为地，如《文子·九守》说“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浑而为一，寂然清澄，重浊为地，精微为天”，东汉王充《论衡·谈天》载“儒书又言：‘溟涬濛澒，气未分之类也。及其分离，清者为天，浊者为地’”。早期典籍常在不同意义上言及“天地剖判”“天地之辟”“天地开辟”“天地始开”，如陆贾称赞汉高祖刘邦就说“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这是说高祖之大一统之功业“开天辟地未曾有”。三国徐整《三五历记》载“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由此来看，盘古开天地的神话传说三国时期才出现。天地有形成过程，也有自然或人为毁坏的时候。《淮南子·天文训》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淮南子·览冥训》又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王充在《论衡·谈天》中也谈到共工怒触不周山及女娲补天的神话，但他认为这个故事是出自儒者之书。这些神话叙事，实际上也是科学未昌明时期古人对一些自然现象的猜测和想象。

　　天地是二元对待之存在，也常常被视为一个整体性存在，一些相关词语成为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如《易传》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礼记·礼运篇》说“人者天地之心”。后来宋儒普遍从生生的角度讲天地之心，认为天地以生物为心，而天地生物之心就是仁。《易传》还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些都凸显了中国哲学重视“生生”的特点。天地有崇高性，若能“与天地参”“德配天地”，也被视为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在早期文献中，天地观念与中、中和、中国也有密切关联。《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刘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此“天地之中”，朱熹认为就是“天理”。汉儒荀爽说“昔者圣人建天地之中而谓之礼”，因此“天地之中”也是礼的精神。西汉《盐铁论》载“文学”曰“中国，天地之中，阴阳之际也，日月经其南，斗极出其北，含众和之气，产育庶物”，这是认为“中国”独得天地中和之气，有着特殊的地理优越性。西汉扬雄《法言·问道第四》载“或曰：‘孰为中国?’曰：‘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这可以诠释为从哲学的高度对“中国”国族性的精彩概括。中国得天地“中之理”“和之气”，具体展现为一种高度“中于天地”的礼乐文明。

　　何者为天?何者为地?从经验意义上的天空与大地，到上下、方圆、高厚、清浊、阴阳、虚实乃至时空等抽象角度的多元延伸，天地观念实际上可以灵活理解。一般来说，在中国哲学固有的观念中，天地具有本体性，是外在于人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人类活动的生存基础。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其影响，一些儒者也从主体的向度来讲天地，认为天地观离不开主体视角，如南宋杨简就说“天者，吾之高明;地者，吾之博厚”，明代大儒王阳明也说“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这些看法也推进了传统天地观念的发展，丰富了中国哲学对存在与主体关系的多元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