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黑白红蓝”说话——简析电影《骆驼祥子》中服饰色彩的审美意蕴

　　电影艺术具有听觉语言和视觉语言两种语言形式，色彩是视觉语言的重要元素，具有象征、还原和表意的三重功能，即修辞、比喻和省略等语言修辞功能，自然现实的再现功能与传达作者创作意念的表意功能。通过以上三重功能，在电影所型塑的观看空间中，色彩起到了使内在世界外射化、抽象概念可视化、感性觉知共情化的作用，在衬托人物、渲染环境、达情表意、升华意义的同时，为电影物境、情境、意境的多重构设和独特审美意向的生成发挥了巨大作用。

　　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电影《骆驼祥子》，在影像工业技术还较为粗陋的时代背景下，却成为名著改编的经典之作。影片将人物服饰作为重要道具，通过对黑、白、红、蓝四种服饰色彩的选取、配置与巧妙运用，通过服饰色彩的对比、交错与转换，既实现了色彩语言象征、还原、表意的多重功能，更在装扮角色外部形象的同时，利用色彩这一“能指”元素，刻画出迥然相异的人物性格、营造出意寓丰富的环境氛围、构筑起内涵深刻的审美意蕴，实现了物境—情境—意境的层层递进式“所指”意义，达成了静默的言说、情感的传递与带有美学蕴藉的意味阐释。这里，服饰色彩的三种运用与色彩语言的三重功能、电影审美意象的三重维度并置，形成“色彩对比—象征功能—物境呈现、色彩交错—还原功能—情景涌现、色彩转换—表意功能—意境生成”的关联域，构成电影《骆驼祥子》丰盈而独特的色彩美学。

　　一、物境：在色彩对比中刻画人物形象

　　“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诗人王昌龄在《诗格》中有言，诗有三境，分别为物境、情境、意境。此后，这一境界三分法，被广泛应用于艺术作品的评鉴与赏析之中。所谓“物境”，即“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简单来讲，可以将“情景交融”中的“景”理解为这里的“物”，那么“物境”就是通过偏重于描绘、塑造景、物、人、事，而展现、刻画、象征、形塑事物。

　　在电影《骆驼祥子》中，服饰色彩的第一层功能就在于构设物境。正如鲁道夫·阿恩海姆所指出的，“艺术家的想象和表现，反过来也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生活的工具”，对于色彩符号的把握也是一样，直观的视觉刺激背后往往包含着约定俗成、通俗易懂的文化认知概念。观众无须凭借角色的动作或语言，仅从人物的着装样式、颜色中就能对其社会背景、个性特质了然一二。

　　例如“众所周知”的那些色彩隐喻——白色表示纯洁、黑色透出压抑，红色是热情喜庆或者紧张暴力，灰色则是冷淡、幽暗和审慎。这些人们在常识范畴对不同色彩含义的理解与定位，作用到影片人物的服饰上，自然能从视觉与心理上给予观众意义的暗示。在《骆驼祥子》中，服饰色彩的对比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譬如，虎妞去曹先生的府上找祥子，假借自己怀孕逼迫祥子与自己成婚。她身穿绿色旗袍，系着艳红色的围巾，在白晃晃的路灯下显得突兀而又扎眼。与之相比，一身黑衣的祥子则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在虎妞滔滔不绝的责难和劝诱中，祥子始终不发一言，几乎整个融进了漆黑如墨的夜色里。此刻他的心也如秤砣一般往下沉坠，他既为之前犯下的错误而懊悔，又为已经产生的事实和自己可能要面临的选择感到不甘。在这里，两位主人公之间的服装色彩构成强烈的对比，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跃然于银幕之上：虎妞的泼辣直爽、蛮横霸道，祥子的闷不吭声、隐忍无奈。同时，色彩的对比也揭示了两者的人物关系——天然地不曾处于和谐与对等的位置。

　　人物服饰色彩的对比在影片中还有诸多体现：小福子领着两个弟弟来找虎妞，跪在门外不愿起身。那时的她已沦为娼妓，被父亲辱骂欺凌，被街坊邻居耻笑，人生几乎走到了绝路。小福子无奈之下找到虎妞，哀求虎妞以后照应自己的两个弟弟。画面中，小福子穿着打有补丁的黑色棉袄，一身黯然无光，与之相对应的是满身大红色的虎妞。黑色代表了小福子性格里的逆来顺受与委曲求全，也喻示着她不幸的生活，而红色既体现了虎妞新婚后的张扬快意，也展示出她“刀子嘴豆腐心”的个性，表面上尖酸刻薄、得理不饶人，实质上她却拥有一颗知怜悯的善心和一副愿帮忙的热肠。电影后续的情节发展果然如此，虎妞不但为自己之前的言行向小福子道歉，而且立刻把祥子刚买回来的粮食送给了小福子。在这里，服装色彩的对比运用不但体现了各异的人物性格，也渲染出人与人之间在差异化处境下依旧保留着的温情良善。

　　性格决定命运，这在《骆驼祥子》的故事里得到了完美诠释。在作者的精心设计下，每个角色的性格恰是各自人生轨迹的最好注脚，正如有研究者所言：“以虎妞这样果敢的性格必须死于非命;以小福子这样软弱的性格必须死于宿命;以祥子这样憋屈的性格必须一直苦命而不得死。”差别甚大的性格特质与角色本身的生活现状，在影片中借人物服饰色彩的对比巧妙体现出来。也由于这种对比，人物服饰超越了反映时代风貌与日常生活状态的功用，化作影片的叙事元素、修辞手段和符号化表达。

　　因此，电影运用服饰色彩对比的方式，使得色彩语言以象征、比喻的修辞功能，丰富刻画出电影中各异的人物形象，构设出电影独特的物境。

　　二、情境：在色彩交错中营造环境氛围

　　所谓“情境”，即“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简单来讲，就是情随境生、移情入境或者情境并茂，即物境引发了观者的忽有所悟、思绪满怀，客观物境也就因此带上了审美主体的主观情意。

　　在电影《骆驼祥子》中，服饰色彩的第二层功能就在于构设情境。对于视觉艺术来说，它不是对元素的机械复制，而是对有意义的整体结构式样的把握。自彩色片诞生以来，以绝妙的色彩运用而为人称道的电影作品比比皆是。例如《布达佩斯大饭店》中层次丰富、色调鲜亮如童话的影片布景，与电影如梦似幻、亦真亦假的影像风格达成一致;再如《辛德勒的名单》全片以黑白处理，烘托极致压抑的氛围，最后走向毒气室的犹太民众中却唯独一个小女孩身着红色外套，观众的视觉注意力集中在黑白世界中那一小抹红，影像语言此刻用这一抹残酷的色彩发出对人类悲剧的控诉与哀鸣。可以看到，不同色彩的交错运用，是彩色片的基本视像特点，也是影片创作的基础手法，这种交错同样在《骆驼祥子》中得到生动展现。

　　故事开头，被大兵摔坏了车的祥子意外收获了三匹骆驼，祥子将它们贩卖后得到三十五块大洋，回到城里决定重新开始。祥子来到熙熙攘攘的街头，给自己买了件素白的新褂子。北平城内人来人往，商贩叫卖，市井生活气息浓厚。各式各样的服装色彩出现在画面中：趾高气昂的富家小姐一袭簇新红衣坐在下人牵着的小毛驴上;卖菜的老头子一身暗淡黑色站在摊位前满脸茫然;窝在街角的人力车夫穿着脏兮兮的米色衣裳对来往的人们低头哈腰、等待生意。在远景镜头中，所有色彩交错在一起，真实而又全面地烘托出当时北平城的热闹劲儿与烟火气。这组镜头既交代了故事发生的环境样貌，也展现出不同阶级、不同出身的人们天差地别的生活状态。

　　主角祥子穿着新买来的干净白褂，在画面中格外显眼。那时的他就如一张白纸般纯净无瑕、简单朴素，心中还燃烧着希望的火焰与昂扬的斗志，相信通过努力终将会换来真正属于自己的新车。这一刻，祥子的素白新衣与喧攘繁杂的市民群像服饰色彩交错在一起，他既从属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又似乎有几分格格不入，色彩造成的矛盾感体现出其尚未被底层逻辑同化的理想主义观念与崇尚自我奋斗的个人价值追求。

　　服饰色彩的交错运用还出现在影片中段，在刘四爷的寿宴上，穿着花花绿绿各色衣服的客人前来给老爷子祝寿，虎妞一身鲜艳扎眼的玫瑰色，与墙上大红底色的“寿”字可谓相得益彰。然而，就在这样大喜的日子里，祥子却穿着黑色的衣服出现于画面中，色调上的不和谐直指人物关系的纠结暗涌，颇令人玩味。当时的祥子心态极度复杂：虎妞用怀孕来逼迫他与自己成婚，祥子万般不愿意，为自己之前没有经受住虎妞的诱惑而懊悔不已，同时又迫于生活困窘和虎妞的压力而不得不来。在这里，祥子衣服的黑色与寿宴上五彩斑斓的服饰颜色交错在一起，营造出微妙的情绪氛围，埋下后续冲突爆发的伏笔。特别是祥子给刘四爷磕头的段落，祥子的心中充满紧张与不安。老爷子其实也已知晓他与虎妞的秘密，心中不屑而懒于多言，一旁的虎妞大大咧咧无所畏惧，而在座的看客们则围观起哄，画面中各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心事，内藏锋芒而又心照不宣。导演没有安排过多台词与转场，而是巧妙运用人物服饰色彩的交错，将此时这种暗里较劲又若无其事的环境氛围烘托而出，可谓不露形神、独具匠心。

　　因此，电影运用服饰色彩鲜明交错的方式，使得色彩语言在纵横交叠中还原了自然现实，充分展现出电影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繁复的市井人情，构设出电影独特的情境。

　　三、意境：在色彩转换中构筑审美意象

　　所谓“意境”，即“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用心而得”。简单来讲，就是建基在物境、情境之上，以意为主的“得其真”的最佳境界，是超越于具体形象自身，有启发想象和联想的效能，暗示出更深广的艺术空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境生象外”“虚实相生”。

　　在电影《骆驼祥子》中，服饰色彩的第三层功能就在于构设意境。在电影中，相比色彩交错与色彩对比，固定人物服饰色彩的变更转换具有更明确、更显著的象征意味。主要人物的服饰色彩伴随故事情节的发展转折而变化，在剧情突变的几个节点上，人物服饰的基本色调也会相应转变。

　　主人公祥子衣着色彩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白色—蓝色—黑色。故事的开始，祥子刚回到北京城，还是一个充满干劲的小伙子，心中没有丝毫杂念，只盼望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这个时候，他的衣服颜色以白色为主，代表纯净与朴素。随着故事的发展，祥子在与生活的抗争中慢慢展现出艰辛忍耐、苦苦挣扎且不善表达的性格特征，他的衣着颜色大多以蓝色为主。这是祥子性格与命运彻底转向之前的过渡阶段，蓝色是当时底层劳动人民常见的服饰颜色，既带着包容与忍耐的意味，也含有平和宁静之感。此时的祥子虽也面临生活的艰难，却还没有放弃希望。直至故事结尾，祥子接连遭遇虎妞与孩子一尸两命、唯一的车再次被卖掉、小福子也含恨自杀等一连串惨痛打击，终于被残酷无情的生活抹杀掉心中最后的希望，他的意志彻底崩溃，沦为了行尸走肉。与此相应的是他的衣着只剩下黑色，正如他的生活再也看不到其他色彩，画面直观传递出压抑、沉闷与绝望的情绪。影片通过祥子衣着色彩的三阶段转换，既描画出他令人唏嘘的生命轨迹，也营造了层层递进的情感意蕴。

　　值得一提的是，在影片第93分钟，通过短短几十秒的一个转场，祥子的衣着实现了由蓝色到黑色的变换。当天祥子出门去买槽子糕，而虎妞即将难产而死。在这里，导演对人物衣着颜色的转换处理是别具巧思的，让祥子在悲剧发生前已经换上黑色的衣服，不但顺理成章地承接后续的悲剧走向，人物本身也得以自然地融入接下来的凄惨氛围，同时也对出故事情节的发展构成隐喻。

　　虎妞与小福子作为电影《骆驼祥子》中两个重要的女性角色，她们的衣着色彩变化也颇值得玩味。虎妞外表盛气凌人，性格直爽干练，因此在整部电影中她的衣着多以鲜艳的红色为主。有意味的是，在影片第93分钟，虎妞已有身孕，与祥子的感情也在逐渐升温，祥子为她买来一个骆驼玩具，虎妞娇羞地依偎在祥子的肩上说：“赶明儿我真给你生个小骆驼。”这个时间节点是虎妞一辈子最幸福也最温情的时刻，可她的衣着恰恰并不是之前常见的红色，而是变成了蓝色。不久之后，虎妞因为难产而死，临死之际的她穿着黑色的棉袄，可还能隐约看见里面的红色内衬，就好像她一生所有的戾气与强势都被这一刻死亡的凝重包裹住了，观众的悲悯之情油然而生，这个人物的立体度与丰富性也由此深化。若以此探究创作者对虎妞服装色彩变化的设计思路，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在虎妞人生最幸福温情时刻让她脱下鲜艳的红色，换上温和的蓝色，其实是这个人物终于在这一刻和自己从前并不幸福的人生状态达成了和解，也和她试图紧紧抓住的男人祥子达成了和解，她的心愈渐安宁，而她的生命温度却也在愈渐冷却。作为红色与黑色之间的摆渡，虎妞的蓝色衣服也在为之后的不幸做铺垫。同样，小福子在上吊之前最后一次出场也穿着黑色的衣服，与之前以蓝色和白色为主的衣着有了明显的变换，也曾是一个单纯少女的小福子在命运的倾轧之下，渐渐走向凋零。人物服装色彩的变化推动着故事情节发展，一袭黑衣仿佛指明了小福子悲惨的结局。

　　因此，电影运用服饰色彩转换的方式，使得色彩语言极具传达创作意念的表现功能，完美酝酿出电影物色、意味、情感、事件、风格、体势等因素共同构成的咀嚼不尽的意境。

　　作为一部由小说经典的改编电影，《骆驼祥子》成功塑造了老舍先生笔下为人津津乐道的人物形象，也生动地还原了故事面貌和创作主旨。在小说原著中，老舍对人物的服饰穿着并无具体描述，而影片创作者对于人物服饰色彩进行了巧心设计，这是基于电影艺术特征别开生面的二度创造，也是独属于影像语言的魅力展示。在将各个角色塑造得更为生动饱满的同时，影片展现出忠于原著又高于原著的艺术追求。

　　对于《骆驼祥子》这样生根于特殊时代背景的市井故事，可谓“一面是服装，一面是世事”，人物身上的服饰本就承担着电影学、符号学乃至社会学的多重意蕴。通过服饰色彩的交错、对比和转换等手段，影片将角色所处情境与社会大环境融为一体，将人物命运与情节发展融为一体，将众多线索与故事内核融为一体，为故事赋予了鲜活的视觉效果与充盈的想象空间。

　　中国美学将“意象”作为美的本体范畴，将意向的生成作为审美活动的根本。审美体验是在瞬间的直觉中创造一个意象世界，一个充满意蕴的完整的感性世界，从而照亮一个人与万物一体的生活世界。电影《骆驼祥子》运用了服饰色彩对比、交错、转换的多重方式，使得色彩语言在纵横交叠中还原了自然现实，充分展现出电影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繁复的市井人情，构设出电影独特的情境与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