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段时间没有与郭凯敏导演见面了，于是就给他打电话，约他见一见聊一聊。谁知道他说：“王处长，正好我要找你呀!”
还是叫我王处长，这是20多年前的称谓，我纠正了他很多次，他也没能改过来。不过，这非常亲切，说明我们是老朋友了。
他接着问我：“你在北京吗?”
我回答他：“在呀!”
他接着说：“我主演的一部电影《芳草满天涯》，是写乡村教师的，在北京搞一个献映活动，希望您能够参加。”这口气不容置疑，不容推却。
我欣然应允。
因为，我和郭凯敏有着三十年的交情。
1995年，他导演和主演了我编剧的的电影故事片《天伦》，后来我们又合作了另一部电影《非常民警》。近三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也一直是好朋友。好朋友又有新作品，我理应去看，去欣赏，去捧场。
我欣然应允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是一部反映乡村教师的电影，因为40多年前，我曾经也是乡村教师，一听就感觉到特别亲切。
献映活动是在北京珠影耳东传奇影城进行的，气氛很热烈，来了很多嘉宾和观众，也包括教育部有关部门的领导，还遇到了影视界的几位老朋友，包括表演艺术家斯琴高娃。
在90多分钟的观影过程中，我几乎一直眼含热泪，虽然没有泣不成声，但是确实非常感动。
记忆中让我热泪盈眶甚至泣不成声的只有一部影片，那就是1988年国内上映的台湾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这个时间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也是那一年，我编剧的电影处女作《风流警察亡命匪》也在全国上映。
《芳草满天涯》确实是一部好影片。
首先这部电影的取材很好。
原型人物也是主人公张玉滚是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高丘镇黑虎庙小学的乡村教师，2001年从南阳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家乡小学没有教师学生得不到良好教育的现状所感染，毅然放弃深圳私立学校的高薪聘请，回到家乡当了一名民办教师。他克服大山深处不通汽车、校舍简陋等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张玉滚先后教过1000多名学生，其间还资助了300多名贫困学生。在张玉滚的执着坚守下，一批批学生从这里走出去，走出大山，好多成了大学生，用知识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张玉滚先后被中宣部授予“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时代楷模”、“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还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成为中共二十大代表。影片基本忠实于张玉滚的真实事迹改编，而且就在他所在的山区拍摄，场景逼真、人物真实。导演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拍摄制作，令人信服，所以具有特别的感染力和冲击力，是很好的励志作品，也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艺术形象。
影片塑造了几个鲜活感人的艺术形象人物。比如老艺术家斯琴高娃饰演的主人公张玉滚的母亲，主演蒋冰、顾佳以及张玉滚的父亲这三位演员，还包括几十个演小学生的学生，都很投入，都有出色的表演。但我认为，最生动、最成功、人物形象最完整的则是由郭凯敏饰演的吴龙奇校长。
吴校长本来是个配角，但郭凯敏却把他演成了灵魂人物。吴龙奇毕业于名牌大学，却扎根山高路远又特别贫穷的山区黑虎庙小学教了几十年书，把全部青春和年华都献给了乡村教育事业。他一个月只有三十几块钱工资，而且是民办教师。老师像走马灯似地换了一茬又一茬，唯有这个老校长仍然坚持。
要演好这个老校长是很有难度的，这对郭凯敏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但郭凯敏把他演神了。
他演的老校长很土，土得掉渣，土得可爱，土得纯粹。
郭凯敏本来长就了一张明星的脸，尤其是他在成名作电影《庐山恋》中清纯的表演更是迷倒了无数人。记得有一次我在庐山看完这部电影，听见几位女性边走边问郭凯敏现在在哪里?我忍不住回答告诉他们，他现在住在北京，还在拍电影。他们认为我肯定知道郭凯敏的联系方式，一直缠着我不放，一定要我告诉郭凯敏的电话。我思前想后，最终还是没有告诉他们。但是，后来听说他们还是在北京找到了郭凯敏，见了面，签了字，拍了照，了却了今生的心愿。郭凯敏现在虽然五六十岁了，但是还是那个小样，笑起来仍然是那么迷人。而这个土得掉渣的角色对他来说确实是个挑战。
剧中的吴校长穿着中山装，带着解放帽，胡子拉碴，土眉土眼，脸上沟沟坎坎，挑着担子，颤巍巍地走在山路上，举手投足都是十足的老农民的模样。这一天，他当年教出来的学生张玉滚回到母校来看他，告诉老师他已经从师范学校毕业了，被深圳某私立学校高薪聘用。作为老师，听到学生这样有出息他很欣慰，因为学生的成功也是老师的光荣。老校长告诉他，学校目前只有一个老师，孩子们每天只能抄课本，说完叹了一口气，很无奈。张玉滚心头不禁为之一震，于是，他要求留下来代教一个月课才去上任。听到他可以担任一个月的老师，老校长很感动地笑了，他的笑容很憨厚，带着巴结的味道。没有更多的言语，却把老校长因为没有老师的的内心处境演绎得淋漓尽致，把这位老教育工作者对农村教育事业的奉献精神演绎得惟妙惟肖。
一个月后，张玉滚这个临时老师该走了，看到张玉滚去整理书本，老校长声音很低地磕磕巴巴地问：玉滚，你……你这就要走了啊?几乎是讨好，脸上是那种带着哭味的尴尬的笑容。
这表演简直绝了!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当年我和郭凯敏合作的第一部电影《天伦》拍摄时的情景。那天在郑州火车站站台上拍一场铁路警察解救被拐卖儿童归来的戏，作为导演，他要求演警察的那位女演员在母子相见时必须流着眼泪在笑，可是年轻的女演员怎么都演不出来。最后还是他和主演丁嘉丽一起慢慢诱导，由丁嘉丽浮在这位女演员的耳边说了一段戏，最后这场戏才拍摄成功。可是今天看见郭凯敏的这个笑容，带着哭样的笑容，我进一步感受到他这个老艺术家的深厚的表演功力。无奈、难受、心酸、苦楚、尬尴、巴结、讨好、渴求……多种情绪都在这哭中带笑的一瞬间展现出来了。
接下来，当张玉滚说“老师，我不走了”时，老校长瞬间瞪大了眼睛，他张着嘴瞪着眼睛站在那里。不走了!?这怎么可能?人家深圳一个月3500块钱的工资，相当于这里一个教师一年的工资还要多，他怎么可能不走了呢?这是真的吗?我听错了吗?意外、惊喜、感激，瞬间泪奔。他向自己的学生深深地弯腰鞠躬，他把腰弯得特别低。这一个深深的鞠躬把老校长对乡村教师这个岗位的爱，把他对这偏僻乡村孩子们的爱，把他对教育事业的爱推向了高潮……。
此处无声。
从《庐山恋》到《芳草满天涯》，43年过去了， 郭凯敏从青春帅气到满脸沧桑，完成了艺术更加成熟的锻造过程。从一个青年影星到表演艺术家、一位老戏骨的转变，就像形容书法艺术的与书俱老一样。
我不是影视艺术评论家，我不想再做更多的评介。但是我想说，《庐山恋》是他的第一部电影，也是他的成名作品，几十年了，经久不衰。他在《庐山恋》中清纯迷人的表演，永远成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记忆，成为人们的偶像，因此成为迄今为止全世界放映场次最多的一部电影，也是他艺术的巅峰。但我斗胆地说，《芳草满天涯》这部电影才是他表演艺术生涯的高峰，说实话比起我俩合作的两部电影，他既是导演又是主演，演得都好，而且好得太多太多。
不禁想起那年与郭凯敏第一次在广州影星宾馆见面。
那是1995年，春节刚过，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影星宾馆餐厅一个包间里，走上前来和我握手的郭凯敏脸上挂着中年人特有的宽厚的笑容，比多年前在银幕上初识时老了许多，成熟了许多。岁月的沧桑在他的脸上和略显富态的身上刻下了十分明显的印记，但《庐山恋》中与张瑜沉浸在爱河中那柿子般甜美的笑容还在，在《小街》中那一双会说话、会唱歌、会哭泣的眼神还在。
我和郭凯敏相遇纯属偶然。
那一年，他听新闻界的朋友介绍河南有我这么个写过多部电影剧本的警察。而那时的郭凯敏已离开上影，经过数年积累后准备重返影坛，想选个好剧本，适合他演他导的剧本。他把电话从海南打到我家里，约我写个剧本。正好我手上有个刚完成不久的剧本《天伦》。也许是我们前生有缘，他一眼看中，毅然决然地要自己出钱拍这部影片。
虽然我是个业余编剧，但在影视圈中也半泡了十来年，导演也接触过不少。郭凯敏作为演员、影星，他的演技我无可挑剔，但作为导演，说实话我心里没底。因此，第一次见面我是抱着十分冷静的态度在观察他、了解他的。
选在广州见面，主要是因为，我和郭凯敏及本片责任编辑祁海三个人，一个郑州、一个海南、一个在广州的缘故。为了三人能见面，就选了广州这个中间地带。祁海是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最有作为的编辑，他与郭凯敏也是第一次见面，但对郭凯敏的了解堪称胜过郭凯敏自己。
祁海口若悬河地对郭凯敏说：“你的成名作是《庐山恋》，你的代表作应该是《小街》。《征途》中你是个救火的红卫兵，《逆光》中是造船厂工人，《邮缘》中饰一个没文化的上海青年，《蓝色的光》中你饰演的一个形象是你年龄中跨度最大的一个角色，从18岁演到50多岁。”
我忍不住插进来补充道：“你还在《第二个春天》里演过一个海军军官。”
郭凯敏笑了笑想纠正我，但祁海已抢过话头：“不，《第二个春天》中他演的是个小海军，《好事多磨》中演的是个海军军官。”这连郭凯敏都感到惊奇：“啊!有些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
我问话很直接：“你演过这么多的戏，观众很喜欢你，为什么不好好演戏，怎么想起当导演?”
他说：“我是很喜欢演戏，尤其是演电影，这是真正的艺术，你一投入进去就别想再拔出来。但是，我已经有6个年头没在银幕上露面了。这6年，我在扎扎实实地提高自己。因为是电影表演艺术使人民承认了我，让我当上共青团十大代表、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成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还让我参加中国电影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埃及、日本等国家。越是这样，我越是感到自己做得还很不够。因此，这些年我多渠道地丰富提高自己，到北京电影学院明星班学了两年表演，然后离开上影到了海南，先在海南电视台干，后来又拉起队伍建立了海南兆凯影业发展有限公司。”
啊!我似乎明白了，一个艺术家的艺术灵感和创作源泉，是来源于他对生活的永远不懈的追求和炽热的爱。
果然他接着说：“我酝酿一种感受，增加一些积累，闯海南都是为了丰富我的阅历，多一些人生体验，最终还是要回到我将终生为之付出的电影艺术上来。我喜欢导演这一行，因为导演最能体现一个艺术家的思想。我崇拜法国的新浪潮主义和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这些，都要在我导演的作品里体现出来。这几年，一边经商，一边拍电视剧，经过这6年的积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电影导演的条件成熟了。因此，我决定把《天伦》这部很有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的作品作为自己电影导演生涯的开端。”
我很相信人与人的相遇是一种缘份。
有缘千里来相会，真是不假。
我们三个人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通过交谈很快就消除了心理防线，就很多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一是影片的风格——纪实性;二是这部影片一定要以情感人，以情煽情，绝不能搞拳头加枕头，首先是以情感人, 其次是扣人心弦的悬念;三是人物要有人性美，不管是警察还是罪犯，都必须是有血有肉的人;四是以电影艺术的形式为那些被拐卖的孩子寻找亲人，为社会为人民办一件善事。
经过广泛征求中宣部、广电部、公安部、河南省公安厅、河南省妇联、郑州铁路公安局的意见，剧本三易其稿，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筹备，终于1995年11月10日在郑州良友大厦开机了。说起良友大厦，应该感谢当时这个大厦的总经理，我的好朋友陈华社先生，他给拍摄这部电影予以全力的支持。
我佩服郭凯敏敢自己投资贷款拍片的勇气和胆略。因为，当时中国电影市场不太景气，国产影片声誉不好，连电影厂都不敢投资拍片了。
郭凯敏却敢，而且说干就干。
从摄制组的大队人马一集中，我就为他捏一把汗，揪一颗心。
郭凯敏能行吗?他能拍好吗 ? 能收回成本吗? 但郭凯敏却毫不犹豫，把自己推上了一个顶峰，没有给自己留一点退路。但同时，他也把我绑上了战车。因为我的前两部电影都是珠影厂用国家的钱投资拍的，拍摄时我虽然也参与了，但却没有压力，没有背水一战的感觉，这次却有。
我与郭凯敏、祁海三个人策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开机仪式。
“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爷爷奶奶我好想你们!”1995年11月10日，郑州市良友大厦，电影《天伦》的开机仪式在这里举行。这令人看了很感好奇，都想知道个究竟，再往主席台上一看，十个穿着一新的年龄不等的儿童整齐地排成一队，用怯怯的眼光偷看着四周。这些孩子又不像参加拍戏的小演员。这是什么样的开机仪式?
这时，只听郭凯敏导演大声地说：“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电影故事片《天伦》的开机仪式!我们投拍的电影《天伦》，是一部真实反映公安干警营救被拐卖儿童的故事片。大家看到站在这里的这十个孩子，他们都是被人贩子从外省拐卖到河南的，虽然被我们公安干警营救出来，人贩子也受到了打击。但是，由于这些孩子年龄太小，说不出家乡和亲人的名字，所以无法回到父母身边。我希望各位记者将镜头对准这些孩子，让他们上电视和报纸，希望能让他们的家人和亲友及时看到，希望通过我们的电影的拍摄宣传和发行，让孩子们能够早一天与失散的亲人团聚。谢谢大家!”
原来，这些被拐卖的儿童最大的9岁，最小的3岁，大都都从外地被拐卖到了河南。
接着是捐赠仪式。为了解决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经费不足，我们别出心裁地设计了这个环节。我当场捐出《天伦》部分稿费5000元，我的儿子王阳(现叫王俊翔)把积攒在小猪存钱罐里的300多元零钱也捐给在场的民警叔叔。郑州市粮食局、郑州晚报和一些个体企业主见此情景，也纷纷解囊相助，不一会儿就捐赠了4万多元，经公证处公证后，当场交给了河南省公安厅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办公室。
这浓烈的爱的气氛深深感动了前来参加开机仪式并作为合拍单位的领导、郑州铁路局常务副局长杨占山，他当场表态，资助现金100万元用于电影的拍摄。应该说如果不是这100万，郭凯敏的拍摄资金肯定捉襟见肘，因为毕竟是他自己掏腰包的钱，况且他不是一个企业家，不是一个有钱的主。
几十家新闻媒体感动了，记者们纷纷从不同角度记录了这个感人的场景，闪光灯闪个不停……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人民公安报》、《法制日报》和河南省、四川省的报纸、电视台纷纷报道。
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看到《天伦》摄制组为被拐儿童寻亲的报道，眼睛潮湿了。他专门作了批示，要求各有关部门尽快为所有被营救的被拐儿童找到亲人。由于这些被拐儿童当中有六名是从四川省拐来的，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批示：“一定要把孩子带回四川。”并立即派专人来河南接这6名被营救的四川籍儿童回四川，由四川省政府有关部门收养，直至他们找到亲人。河南当地的《郑州晚报》、四川《华西都市报》，每天都在头版刊登为这些孩子寻亲的新闻报道，持续近一年之久。
著名演员黄素影演了一辈子“妈妈”，这次在《天伦》里扮演人贩子曲伟民的母亲，按照我写的剧本的剧情，当他得知儿子干的是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时一头撞死在儿子面前。作为老艺术家反复的研究剧情之后，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的看法。他对我说：“在与我‘儿子’配戏时，我内心震动得很厉害，我觉得我不能死，我可以不再认这个儿子，但他毕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再说，家里还有生病的老伴，还有身怀六甲的儿媳妇，如果我死了，老伴怎么办?儿媳和即将出生的孙子怎么办?要是我真是曲母，我可能就不会死……”我觉得黄老师说得非常有道理，不愧是老艺术家，就和郭凯敏导演商量，我们接受了这个建议，没有让“母亲”撞死，而是在儿子撕裂人心的叫声中慢慢倒下。这位1939年入党，曾与田汉等人同台演出的老革命、老艺术家演得真真切切，十分感人，我和郭凯敏导演也深受感染。著名演员丁嘉丽演的是被拐卖孩子的母亲，她一下飞机，就投入了紧张的拍摄工作中，而且演得十分投入。在演母子团聚那场戏时，声泪俱下，按照导演的要求，说停就停，说哭就哭，令围观的数百名旅客和群众演员叫绝，不少人随她一起进入剧情，热泪盈眶，泣不成声。记者问她为何如此“卖力”，她说：“我觉得《天伦》是一部好作品，有戏。”
1995年12月20日晚10时30分，6名天真纯洁的儿童在四川省公安厅、省妇联、四川日报记者等人的牵扶下，欢蹦着登上了郑州至成都的6414次航班的舷梯。在舱门口，他们不约而同回首低望，眼中又分明噙着一汪泪水，向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22时40分，飞机正点起飞，载着6名儿童及其他乘客腾空飞去。这是《天伦》在郑州的最后一场戏，6名被拐卖的儿童目前尚无亲人认领，他们将回到生养他们的家乡—四川，回到党和政府的怀抱。随着影片的公映，大规模的寻亲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11名儿童最后全部都回到了亲生父母的身边。
回想起在《天伦》拍摄期间，经常听到郭凯敏这么在电话中对我说：“王处长，你过来噢，我等你。”也不知怎么搞的，我俩有一天不见面就互相思念。如果哪天没有夜戏，我们俩一说就是深夜两三点，好几次我实在熬不住了，倒头便睡，因为我当时担任郑州铁路公安局刑事侦察处处长，案件很多，工作很忙，我第二天还必须上班。在我如雷的鼾声中，他开始第二天的案头工作，一直到天明。他说我的鼾声是协奏曲，能使他产生灵感。不知怎么搞的，天天见面，天天有得谈，一谈就是没个完，谈第二天的创作，谈友谊、谈人生、谈家庭、谈爱情……
我们之所以能走到一起，如此投机，又合作得如此愉快，回想起来，许是很多个共同点把我俩紧密地联系地一起的吧? 一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拍好《天伦》，拍出上档次有品位的作品。可以说我们俩都不是为了钱，如果为了钱，可能早就翻脸了。我俩创作思想、艺术追求是一致的、相通的;二是我们都有一颗善良的心。三是我们是同一代人(虽然我比他年长几岁)，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直到改革开放，形成了这一代人独有的人生经历和人生哲学。那就是什么磨难、风浪都经过，什么苦都吃过。我们都很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我们都会用顽强的毅力去拼搏、去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共同点还有很多，比如郭凯敏特别喜欢孩子，我也特爱孩子。我们都非常敬重我们的母亲，是老母亲把我们艰难拉扯大。因此，我们都毫不惭愧地说自己是孝子。
影片拍摄成功后，我们商量，在片尾要把没有找到家的孩子形象打入银幕，以期通过电影发行放映来帮助这些孩子寻亲。
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电影故事片《天伦》应该说取得了很大成功，在全国城乡上映后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农村放映的时候更是争相观看。这部电影全国一轮放过来，持续了大约三年的时间。后来获得了金盾奖影视二等奖，作为第3届长春电影节参展影片，还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奖，后又获得了中国表演艺术家协会的最佳女配角奖。
著名电影艺术家于得水导演曾经写下这么一段文字：“在《天伦》里，我们看到山村里的一对夫妇，当拥有用钱买来的那个孩子时的那种癫狂、狂热时，作者为我们提供的是又一种天伦。他们没有考虑传统的血缘关系，而考虑的是传自家的香火，是传宗接代。孩子生病，他们不去请医生，而是请巫婆装神弄鬼。还有前边提到的农民举着火把围追堵截解救被拐卖儿童的警察，甚至打死一名老警察。这一切都发生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作品对这种落后的、愚昧的，但又非常纯朴而又可怕的行为的揭示，远远超过了对犯罪行为的揭露，对警察行为的颂歌，揭示的是古老中国这种文化根深蒂固的问题。这些犯罪者，既是苦难的制造者，又是苦难的受害者，既是传统文化本身的延续者，又是传统文化的受害者。这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学、文化学、理论学家的思考。王仲刚深深感到，作为一个警察，可以去惩治犯罪完成使命，去挽救个别人，但不可能挽救成群的、落后的、愚昧的在传统价值观念下生活的人们。因此，他深刻认识到作为一个作家、艺术家的责任，他不仅拿起枪，他更掂起了他那支沉重的笔。”
应该说这应当感谢郭凯敏，因为我仅仅是写了电影文学剧本，而郭凯敏则是用艺术的形式，把这些呈现在了银幕上。而更应当感谢的是我们密切配合，为社会做了一件善事，把这11名找不到亲生父母的孩子最终回到了亲生父母的怀抱。
与郭凯敏的这一次合作奠定了我们一生友谊的基础，后来我们又合作了第二部电影《非常民警》，仍然是他的导演和主演，描写的是看守所民警改造犯人的故事。
话题又回到了文章的开始，看完《芳草满天涯》电影，我向他表示祝贺，祝贺他成功塑造了一位农村好教师老校长的可亲可敬的现象。他笑着拉起我的手说：“王处长，咱们那么多年没有合作了，咱们的合作不能中断呀!”说着他捋了捋头发，好像突然想起什么：“王处长，你这几年不是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吗?”
我笑了笑回答说：“不是小说，是长篇报告文学。”
他接着说：“时机到了，时机到了!”
我问：“什么时机到了?”
他说：“不是有一部叫什么《时辰已到》吗?”
我回答道：“是啊!是长篇报告文学。”
郭凯敏接着说：“对呀!我看见有关的报道了，你还送过我这本书，我也看完了，是警察题材的。”
我说：“对，是描写抓获18年前持枪杀人逃犯的，又带破了北京23年前的一起灭门杀人案件。”
他说：“你写的是几代铁路警察的传承，矢志不渝的追求。这很有意思啊!这不是时机已到了吗?”
我不大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用不解的目光看着他。
郭凯敏笑道：“王处长，亏你还是个大侦探。这不正好可以拍电影或者电视剧了吗?写警察题材的电影电视剧，这是你的强项啊!等了这么多年，是不是咱们再度合作的时机成熟，时机到了呢?”
我这才恍然大悟，冲他点了点头，笑道：“那还是你来投资?”
他笑着道：“你这个王处长啊!脑筋不转圈，这么好的题材，还会缺资金吗?”
我也被他说笑了：“好吧!咱们再一起来干一部。”
郭凯敏纠正我：“不是一部两部，你破了几十年的案件，肚里那么多故事，我看咱们可以持续合作下去。当初拍电影《天伦》最后送那些被拐卖的孩子上飞机去四川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想法……
我笑道：“好呀!”
我们再次想到了一起……
2024年1月3日于海口
编辑：刘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