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间自己的房间》到“一条自己的道路”

作者：袁小禾

　　苏敏说，电影《出走的决心》让她有照镜子的感觉。确实，以她为原型拍摄的这部电影，几乎是由专业演员出演的纪录片，忠于一个普通女性的真实经历，布景、剧情、对话也尽量原样复制了苏敏曾经的日常生活。

　　影片抽取几个时间节点，从高考前被父亲强制退学，回家洗衣做饭照顾弟弟，到青年时飞蛾扑火般逃离原生家庭结婚嫁人，在另一个家里承包丈夫和女儿的衣食住行，再到五十多岁帮女儿带外孙，李红(咏梅扮演)日复一日囿于厨房、菜市场、幼儿园和被称为“家”却没有温度的房间，连参加同学会这个微小的梦想都被一再搁浅，她眼里的光逐渐黯淡。

　　无论是在原生家庭还是婚后的家里，李红都无法当家做主，像卑微的寄宿者，兢兢业业地服务他人，她接受父亲不容置疑的安排，忍耐丈夫的冷落、嘲讽甚至拳脚。琐碎的细节，熟稔的家务，并不少见的冲突，普通人一生都要打交道的柴米油盐，让《出走的决心》无法成为一眼惊艳的电影，但真实正是可贵的力量。李红为他人而活、步步退让的大半生，也是这一代中老年女性的普遍困境，将其如实呈现在大银幕，本身便具有极大的文化意义。

　　有人将李红比作中国版的金智英。其实，李红和金智英的痛苦，根本不在一个维度，也远非同样的量级。如果说，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意在呈现看似平静完美的生活背后的集体意识形态层面对女性的隐形压迫，李红则是在现实中遭遇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鲜活个案，金智英平静体面的生活、际遇、家庭，已是李红梦寐以求的童话。在无法自主的人生里，李红患上抑郁症，多次自残。出走，是李红在日复一日无数细微的恐惧和痛苦不断累积中的求生本能，称不上是觉醒，只是被命运逼到死角的一场自救。

　　但李红宁死也要离家出走的决心及努力，却足以成为一个女性主义大事件。在传统语境中，女性和“家”息息相关。伍尔芙《一个人的房间》问世已接近一百年，女性跌跌撞撞为建立主体性寻找路径，心心念念建立自己的家庭，一针一线搭起巢穴，却依然逃不出“第二性”的梦魇，在自己亲手搭建的家里渐渐沦为低眉顺眼的房客，以至于辗转反侧想要逃离。家是庇护所还是牢笼，又是什么不知不觉改变了家的基调?

　　历史上有许多“看得见的女性”，她们对家的描述鲜有积极的立场。波伏娃在《时势的力量》一书中说：“有人说，我拒绝承认母性本能和爱有任何价值。不是这样的，我只是要女人真实、自由地去体验这两者。实际上，她们常常以此为借口，在其中寻求庇护，却发现当心灵的感情耗尽时，避难所已经成为了牢笼。”对绝对自我的追求让波伏娃异常警惕，不曾走进婚姻，不曾被孩子和家务所束缚，哪怕她和伴侣萨特坚信彼此是生命中的挚爱。

　　“也许女人在做母亲和妻子的过程中隐藏了自己的绝望。也许她们的一生都是这样度过的，在日复一日的绝望中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合法领地。也许她们年轻时的抱负，力量和爱，都顺着伤口流走了，而那些造成伤口的源头，由来完全合法，她们因此没有理由拒绝承受。也许就是这样，女人与殉难相伴而生。”杜拉斯的这段话似乎成了李红过往人生的精确注脚。即便比同时代女性更自由，杜拉斯并不认为女性的处境有改善，她操持家务，照料并维护家庭，甚至觉得写作是一种罪行，有损于女性的身份，终生在作家与母性的身份之间撕扯。

　　回望人类历史，女性困境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绝大多数女性沉默着，共享这一不被看见、不被书写也无法诉说的命运。时移世易，随着经济、科技进步以及不断的尝试和抗争，今日大多数女性都自然而然拥有了远比前人多得多的权利和选择。电影《出走的决心》中，李红女儿在家庭中的地位已经和母亲、姥姥截然不同，有了自己的话语权，丈夫也愿意分担家庭责任，却因为结构性的困境，依然要因为母职而遭遇职场的拣择。耐人寻味的是，一贯支持母亲的她，在面临自己的职场危机时，选择了让母亲继续牺牲，留在家里照顾外孙。这是如今都市常见的家庭结构，也正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李红在一家人庆祝女儿转正的这个夜晚，爆发了。

　　如今，大多数女性并不是不愿意承担生之为人、为妻为母的责任，而是不对的人、不平等的关系粉碎了女性对于美好家庭的憧憬，更是系统性的母职惩罚，让女性对迈入家庭这一步走得战战兢兢。一个女性自在舒展的家庭和社会空间尤为必要，历史上的我们习惯了服务和付出，世代以此为己任，但问题在于：付出是美德，但并不是女性独有的义务;付出要值得，要得到应有的回报和尊重，否则这天平永远无法平衡。

　　2020年9月24日，56岁的苏敏启动引擎，开车上路，把家庭远远甩在身后。车越开越快，她心头荡漾起狂喜，平生第一次，她感受到风一般的自由。无法想象这样一位传统女性如何战胜恐惧，度过旅途中的无数漫漫长夜，但毫无疑问，她在小小的房车里获得的自由和归属感，远远大于那个“家”。苏敏大胆说出了自己的故事，靠直播谋生，离了婚(讽刺的是，为了离婚，她给前夫支付了一笔不小的费用)，并成为大银幕上的李红，鼓舞着千千万万个在困境中挣扎的女性。她为自己，也为这个时代的普通女性，带来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如果“家”变成牢笼，女性并非无路可走。(袁小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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