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须有》 倪湛舸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史上，鲜有如岳飞这样人所共知、人所共道的“英雄”。在他壮怀激烈的北伐宏愿背后，人们更感叹于其悲剧性的命运。如果模拟杜甫的口吻，岳飞之人生，不啻为“出师数捷身却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关于岳飞的故事，充分的历史研究与丰富的民间文学互为表里。然而，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题目却依然可以翻出新意——纵观倪湛舸的小说《莫须有》，便会发现早已被“善恶忠义”定性的故事，具备令人着迷的复杂性。
《莫须有》一书，上半部分以岳飞之子岳云的视角叙述，下半部分则分别以宋高宗、秦桧、岳雷为视角，多声部建构岳飞故事的来龙去脉。岳飞之死是终点，但通往这一结局前变幻莫测的过程，才是作者意蕴丰富、引人入胜的手笔。
岳飞被害的原因，核心是高宗对武人坐大的恐惧。性格刚烈的岳飞，不服从高宗调遣，一气之下跑上庐山;后又在入觐时，向高宗提议立赵瑗为皇储。自此之后，君臣嫌隙再无法弥合。
绍兴十一年，高宗利用秦桧炮制谋反罪名，杀害岳飞及其子岳云。其中，秦桧“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的解释，历代被人视作冤案的代名词。所谓“莫须有”，可理解为也许有、大概有、不必有，也便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莫须有》中的人物形象，岳云占据极大篇幅，他是一位懵懂的少年，虽武艺高强、屡立战功，但对未来的人生充满向往和迷茫，在和童年伙伴的趣事中，表露出生动而活泼的“少年心性”;同时，他对父亲非常敬畏，甚至也对战争的意义有些模糊。
整个故事围绕岳飞展开，可书中却皆是通过他人之眼，观察或审视这位英雄。尤其是在岳云的视野中，岳飞并非只是胆气豪壮的英雄形象，同时也是说话实在、能力突出、威严庄重的父亲。在众所周知的解除兵权、“十二道金牌”下令退军、临安羁押受刑等情节中，可以看到岳飞在无奈与现实的狭缝中，腾挪、挣扎、妥协……直到被命运吞噬。
对岳云来说，复杂的变化他看不懂，直至被严刑拷打，他依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正如经典文学作品中经常设置的“空白者”形象，正因为不解，读者感受到了世界的波谲云诡、时局的变幻无常。
如果本书仅此而已，那么充其量只是新颖，真正让此书具备历史厚重感和复杂性的手笔，当属对高宗和秦桧的心理塑造。作者并无意于为高宗、秦桧迫害岳飞的行为开脱，而是企图再现身处不同位置时，人性的变化与世事的无奈。
高宗作为徽宗并不重视的皇子，既得不到良好的执政经验，也深陷于自己掌权的焦虑不安。可以看出，他在绍兴初年，将岳飞视作心腹爱将、国之栋梁，出于内心的真挚;而后其迫害岳飞，御笔亲批处死父子二人，亦出于内心的恐慌。
作者借助“尸神”的情节，将这种复杂的心态，可感知地再现出来。所谓“尸神”也便是高宗的“心魔”或者说心理投射。高宗见下尸神，乃在“搜山检海捉赵构”时的狼狈逃窜，臣属的腐败、金军的无常，让赵构吓破胆，也失去了生育能力。中尸神出现在授予岳飞兵权后，扣在临安的岳云身后，高宗感到“越是苦心经营，越肆意张扬”。下尸神则是在秦桧请示刑罚之时，高宗决定处死岳飞父子二人，而本来对岳云的判决只是流放。
宋高宗固然狠毒而懦弱，但追究这种性格的来源与复杂性，有助于理解权力结构对于人性的异化改造。正如书中岳云所感受到的变化——“我想他开始害怕这个没有官家气象的官家，这种人往往会不择手段地证明自己，不夸张地说，证明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为了国家?官家不只是这个脸上全无笑意五官下垂的人，他是这个人身后看不见摸不着却轰然运转着的庞然大物。这个人正疯狂生长，为了与那巨兽融为一体。”
对于秦桧，作者把笔墨放在他坎坷的经历——年轻时与婢女私生的儿子，无奈之下被送往福建;金兵入侵，又在北境苦苦求生，通过契机获得赏识;最后渡江南逃，一步步获取高宗信任，通过权力斗争，最终身居高位。与南宋历史上诸多“权相”不同，秦桧的形象被定义为生平波折、步步为营，更多的是“伴君如伴虎”的谨小慎微。他的价值观在于“官家明白自己想要什么，那我就得为他做成什么。”
再进一步探究，不难发现一种“模棱两可”的相似性——父子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世事的苍凉与无奈。岳云无法理解父亲的命运，他在岳飞的训导下(这里谈不上教育，因为岳飞将岳云视作部将)，创造辉煌的战功，却丝毫不以为意;他受到高宗的召见，也只是觉得陌生与隔阂。众所周知的“莫须有”，也是以岳云与其父部将张宪，往来叛国书信，作为栽赃的祸端。而高宗在“迎回二圣”和“偏安江南”之间，深深记得身为康王时的不受待见，那种作为人质和流浪的“创伤”，也逼迫他异化为独掌权柄的“魔鬼”。在此意义上，秦桧也只是在宋金大势下，无法决定自身命运的个体，把庶子送往福建，而后又要将妻族之子，认养过来延续香火。
读者当然在为岳飞的悲剧而忧伤愤慨，但我们也在这部书中，看到某种更大的抱负与观照，即在无常的命运面前，人终究是无奈的个体，如岳云所说“托身洪流，与之沉浮”，岳飞、岳云如是，害死他的高宗、秦桧亦如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千百年后，依然会有无数因岳飞故事而胸臆勃发的“无奈”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