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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震宁长篇小说《书生行》出版,王蒙称赞“非常有新鲜感”

时间:2023-06-13 09:59:06 来源:大象新闻 作者:海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聂震宁以《暗河》《长乐》等中短篇小说崭露头角,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后进入出版行业,从漓江出版社社长、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到中国出版集团总裁,承担着中国出版业重要岗位的工作。

  近十五年,聂震宁作为 “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人之一,不断推广全民阅读,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今年4月,聂震宁首部长篇小说《书生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这是他自1994年放下创作之笔三十年余后的小说回归之作。

  在日前举行的聂震宁长篇小说《书生行》研讨会上,与会作家、评论家对《书生行》的文学价值与社会价值等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聂震宁

【一】是倾情之作也是致敬之作,用一群人的精神照亮一段历史

  《书生行》源自六十年前聂震宁的求学经历,小说中对广西山川风貌的细致白描、对时代话语的准确叙述,倾注了作者浓厚的感情与深沉的爱意。可以说,这本书是作者的倾情之作,也是向那些奉献教育、播撒爱和智慧的老师们的致敬之作。

  《书生行》讲述了上世纪中期,北京某大学的青年教师秦子岩为了爱人舒甄好回到家乡的大山里,一起从事中学教育,在特殊年代的狂飙中,这对夫妇和一群毕业于一流高校的教师坚守爱的理念,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教学实验。

  对于这样一部回归之作,臧永清说道:六十年前的老师们秉持“爱”的教育理念做人做事,这是真实发生在作者少年时代的奇迹,是他自此深藏于内心并精心守护的一粒珍贵火种。六十年前校园的钟声持久回响在人生之路上,点点师恩化育出坚固的价值理念并塑形了自我。《书生行》的写作是把这珍贵火种点燃,燃烧到绚丽,足以用这一群人的精神照亮一段历史。

  与会嘉宾们谈到,《书生行》是一部新中国的教育心史,呈现了共和国经验里的一条宝贵脉络,散发着苏俄经验所影响的人文主义理想,这是对共和国精神发展史的重要补白。《书生行》对历史经验的一种记忆和书写,展现了如实的现实主义,纯朴善良的历史主义,对新时代的文化发展有着强力的推动作用。

  王蒙

【二】展现教育思想、教育目的、教育追求,小说非常有新鲜感

  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王蒙说,《书生行》丰富了文学题材的类型和多样化。《书生行》是教育的文学,它不忘师心,循循善诱地提倡爱,提倡阅读,提倡教师的教育责任,提倡做人,提倡道德,并不用特殊的例子,而是就教育的问题、爱心的问题、学生志向的问题、学生做人的问题,通过生动的人物和故事来教育这些学生,这很难得。当年叶圣陶、夏丏尊在这方面也是下过功夫的,后来这样的故事相对少一点,所以有这样一部诚恳的展现教育思想、教育目的、教育追求的小说非常有新鲜感。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认为,《书生行》呈现了共和国经验里特别珍贵的一条脉络,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从东南亚归国的华侨、从北京、上海这些遥远的大地方来到祖国的的穷乡僻壤,由于各种迫不得已的社会、历史导致的个人的颠簸,他们所怀的那种理想主义的信念,成了当地的名师,让这个学校成了当地的名校,让一代一代的当地孩子从那里走向广大世界,这是共和国经验,共和国精神发展历史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聂震宁几乎以一种微观史学的方法,尽量客观、扎实地去写一个故事,透过一个小小的单元,站在新中国七十多年道路的后见之明上,重新去体认那一代人他们的理想主义、他们的牺牲奉献,而这种体认不仅仅是历史意义上的,实际上也是此时此刻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大的脉络中,重新和他们建立起精神上的联系,重新和那代人的理想主义发生精神上的共鸣。

  梁晓声

【三】以小见大,贡献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人物形象谱系崭新的形象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中国文联原副主席张平说,《书生行》的成功是多方面的,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让这部作品能够时时处处打动你、吸引你,令人深思,催人警醒。书中出神入化的细节运用,功力深厚的叙述能力,克制得体的情感表达,曲尽其妙的语言特色,令人啧啧称奇,同时也给人们在创作上深深的思索和反省。

  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何向阳看来,这是一部初心之作,也是一部诚实之书。“他用平实的眼光去看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经历、性格、人格的塑造。关于六十年代初期的教师青年知识分子,在文学当中表现还是接近于空白,这部书有补白之用。聂震宁用一种正史的写法写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理想、现实、信念、心理、状态、品格,以小见大、以局部见整体地写出那代知识分子的品格,贡献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人物形象谱系崭新的形象。 ”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梁晓声也认为,聂震宁的《书生行》放在整个文学史来看是可以填补空白的,因为他写了一群以教育为荣、不忘初心的老师们。一部作品能填补空白,这个意义很大,正因为作品具有这样的特点,作品中的人物才有可能使文学人物画廊变得更加丰富。

  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梁鸿鹰说,这部小说有一种诙谐的气质,可以称之为“回忆性写作当中的情感控制”问题。“作者在行文中把历史陈旧的东西,以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笔触一带而过,当中有幽默,有诙谐,有跟荒诞时代告别的那种轻松,我觉得这个笔调非常有趣。”(记者 梁新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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