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震宁：书写一代教育工作者的心灵史

　　出版家聂震宁的长篇小说《书生行》今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

　　很多人可能只知道聂震宁是一位卓越的出版人，却不知道写小说才是他的老本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以《暗河》《长乐》等中短篇小说崭露头角，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后进入出版行业，从漓江出版社社长、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到中国出版集团总裁，承担着中国出版业重要岗位的工作。近些年来，聂震宁一直持续、不遗余力地推广全民阅读，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书生行》是他重回小说家身份所写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在长篇体裁上的一次全新尝试。

小说家前史

　　在迈入出版业之前，聂震宁有过漫长的写作“前史”，直到将近40岁的时候才转型做起了出版。

　　聂震宁出生于1951年，初中毕业之后，和许许多多的同龄人一样，加入了上山下乡的时代大潮，从广西宜山县城插队到农村。其间工厂、煤矿先后来招工，他都因出身不好而失去机会。后来他被生产队派去铁路工地修铁路，一干就是三年，开隧道、打风钻这些危险工种他都干过，多次死里逃生，修完铁路又回到农村，前后七个年头。

　　插队劳动，白天他和农民一样顶着骄阳劳动，晚上人人都累得倒头就睡时，他却常常看书熬到半夜。不仅仅看他喜欢的文史哲类书籍，还自学高中数理化课程。那时并没有任何消息说要恢复高考，他只是觉得不能让自己仅仅停留在初中文化知识水平。他读过很多革命者和伟人的传记，英雄人物们也都是在艰难困苦中不断努力，这对他的人生是一种极大的鼓舞，“从来没有绝望过，没有觉得生活就这么终结固化了。”

　　几个热爱阅读的知青之间相互借书看，聂震宁觉得，后来自己在文学创作上、出版事业上有所成就，实在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底子。“当时和我分在同一个村的，只有另一个男知青。别的村都是有男有女，可以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我们两个男知青产生不了故事，只有看书。”看到废品收购站收购了很多旧书，他们便和收购站的工作人员商量每斤加两分钱买过来，“一开始对方还挺乐意，后来就说不行——都让你们买走了，我的任务完成不了，就不卖了。”

　　读书多了，加上当时的生活经历，聂震宁有了不吐不快的欲望，他开始尝试写作，一写就被省里的文艺刊物发表，县里也开始重视，把他抽调上来参与“命题写作”，主要是写一些革命历史故事和纪实文学。为了解决他的农民身份问题，县里将他安排进了县师范学校，一边上学一边为县里写作，毕业后分配到县文化局做创作员。他那位同村的知青同学返城后在工厂当工人，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后来又去美国读研究生，成了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是阅读支撑他们从山村里走出来，人生从此变得宽广。

　　1981年，聂震宁的小说处女作《绣球里有一颗槟榔》在《广西文学》发表，被当年刚刚创刊的《小说选刊》选载，在广西文学界引起巨大轰动。聂震宁也从宜山县调到河池地区工作，任《金城文学》编辑。1984年，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在全国招收文学创作专业学员，聂震宁成了广西地区唯一一名被录取的学生。同批学员中有赵本夫、储福金、薛尔康、丁正泉四位江苏作家，他和赵本夫是舍友。两年后，北大开办作家班，面向讲习所两期80多名学员举行选拔考试，聂震宁以第六名的成绩被北大录取。由于计入了讲习所的两年学习经历，他们是作为1984级的学生，开始了北大中文系的学习。在北京学习期间，聂震宁的工作关系由河池转到了广西的文艺出版社——漓江出版社。1988年，聂震宁大学毕业回到漓江出版社工作，先后任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1996年提任广西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两年后，赴京接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七任社长职务。

　　2010年，北大中文系建系一百周年的纪念册列出了“百年百名杰出系友”，聂震宁因为在出版领域卓有建树而入选，由于入学晚，排在第100位。排在第98位的，是比他小14岁的1980级系友李敬泽。

　　《书生行》/聂震宁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锐小说家转型做出版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前，在文学编辑工作之余，聂震宁写下了《暗河》《长乐》等备受好评的作品，1988年获得首届庄重文学奖，是当时文学界不可小觑的新锐作家。王蒙盛赞他的代表作《长乐》“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概括”，评论家陈晓明称他为“八十年代文学史上的‘漏网之鱼’”。但因为专心出版业，他此后中断了小说创作。

　　聂震宁曾在自述传记《在朝内166号的日子里》中回忆，无论是担任漓江出版社社长还是在广西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任上，聂震宁均有口碑，但从地方奉调入京，执掌素有“文学出版国家队”之誉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很多人还是颇感意外，甚至不乏“‘小社’来的怎么能管‘大社’”之类的反对声音，这直接导致聂震宁在经过了漓江边的“百日徘徊”后才得以赴任。追忆冯雪峰、巴人、严文井、韦君宜等人文社前任社长的言行事迹，聂震宁感到应以前辈为榜样，兢兢业业当编辑，一心一意出好书。

　　《长乐：聂震宁小说选》/聂震宁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任人文社社长期间，聂震宁所操持引进的“哈利·波特”“新课标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丛书”“二十一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等系列，都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宝贵财富和经济支柱。

　　为了做强长篇小说这一人文社的传统优势板块，经聂震宁主抓，推出了《东藏记》《历史的天空》《突出重围》《沧浪之水》《花腔》《张之洞》等颇具影响的长篇小说。其中，《历史的天空》《东藏记》《英雄时代》三部作品，同时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人文社“一届三茅奖”一时传为出版界、文学界佳话。

　　搁置写作，转型做出版，聂震宁坦言也曾有过失落和遗憾。“有时候看到同时代作家的作品或是新人的作品，心里面也痒痒的，觉得自己也可以写这一类的小说。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先要把出版搞好。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时候，我对考察组的同志说了，就想在那里好好做一个社长。我说我这一辈子最喜欢的是文学，其次就是文学出版，现在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的文学殿堂，夫复何求?2001年上级来考察我，拔擢我去新组建的中国出版集团任职，社里一片挽留之声，我对人文社的工作认同感应该还是比较强的。”

写给老师的赞美诗

　　《书生行》是聂震宁自1994年放下创作之笔三十余年后的小说回归之作，所写的是他初中时代的记忆，人物、情节皆有所本。

　　故事的发生时间被设置在上世纪中期，一群毕业于一流高校的教师，从四面八方义无反顾地来到广西边陲的山区中学，怀揣着纯粹的理想信念，成了当地的名师，让学校成了当地的名校。这段转瞬即逝的岁月成就了“沂山一中”的高光时刻。

　　2021年，聂震宁回到母校参加90周年校庆，发现60年前教过他的许多老教师都没有来，只见到一对教化学的夫妇老师。夫妇俩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男老师是福建小伙，女老师是上海姑娘，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分配到广西这所山区县级中学任教，当时都才二十多岁，一晃60年过去了，如今垂垂老矣。男老师对着女老师大声说“这是聂震宁”，但女老师只是茫然地点头微笑，显然已经认不出他来了。聂震宁很是难过，只是大声地叫“老师好”，眼泪湿润了眼眶。

　　“可能我是最有心的一个学生了，一直记得很多老师的故事。”说起中学时代的往事，聂震宁滔滔不绝，“我的班主任对我真是不离不弃，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我被取消了入团资格，他还是看重我、任用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夸奖我坚持阅读和写作;我的物理老师才华横溢，一手画圆、一手画直线这些名堂他都会，还兼着音乐和美术的课程，他唱歌不好听，但乐理知识讲得很透;教务处廖老师，北师大毕业后分配在《中国教育报》工作，因为妻子在县医院工作，调不去北京，他就回到了县中。一天晚自习，突降暴雨，电闪雷鸣，同学们吓得嗷嗷叫嚷，忽然廖老师匆匆走进教室，给我们激情朗诵了高尔基的《海燕》……”

　　“当时我们好几个老师都找不到老婆，主要是出身不好，再就是文化有隔阂。物理老师一直想找个漂亮的，后来找了县广播站的一个播音员，女孩在爱情上受过刺激，精神有点问题，但他就要找漂亮的。历史老师是复旦大学高材生，学业深厚扎实，讲课口若悬河，书上的内容全都能背下来，我们很是震撼，他也找不到老婆，最后找了一个脸上有胎记的本地姑娘。”

　　“后来，我发现满校园的老师们已经离散于各地;再后来，听说老校长殁了，很欣赏我的语文老师落寞故去，班主任也病故了……想要报答师恩的时候已经无从报答。”

　　但悠悠岁月里，老师们给予的庇护和仁爱，已经固化成心头难以磨灭的记忆。给老师写一首赞美诗，成了聂震宁写作这部小说的直接原因。他从去年4月开始写，或许是这份书写的冲动积压了太久，短短四个多月，他就写成了这部36万字的长篇小说。

“南京仔”

　　“沂山一中”的教学实验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老师与学生们共读世界名著，老师引导学生学会解读文学、认知世界。动笔之前，聂震宁曾就女主人公舒甄好应该就读于哪所大学的图书馆学系，给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徐雁教授打了个“咨询电话”。

　　“我跟他说，我这个小说的女主人公是图书馆学系毕业的，因而具有比较先进的图书馆学理念。当时全国只有北大和武大两所大学开设图书馆系，你认为她应该是哪所大学为好。徐雁告诉我，当时国内高校的图书馆学走的是两条路线，一条强调文献的搜集整理，以支持学术研究;一条强调服务教育、服务大众。北大图书馆学系主要是学术研究路线，而武大图书馆学系源于沈祖荣先生创办的文华图书专科学校。沈祖荣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是中国获得图书馆学专业学位第一人。20世纪初，他发起了一场新图书馆运动，强调图书馆要服务社会、服务大众，武大的图书馆学系就是这么一脉相承下来的。徐雁认为舒甄好应该是武大毕业的。”

　　小说开头，男主人公秦子岩辞去北师大教职回到广西山区，与未婚妻舒甄好相聚，下火车后，车站内一片漆黑。这个场景来自于聂震宁的童年记忆。

　　聂震宁是南京人，四岁丧父，母亲带着5个孩子从南京迁徙到广西外婆家。在宜山站下车，火车开走，站台灯立刻全都灭了，幼小的聂震宁只记得当时眼前一片漆黑。黑夜里，母亲从车站外找来一个木板车拉行李，走了很长的夜路才来到外婆家。

　　从南京突然来到山区小城，反差很大，但因为年幼无知，他也就随遇而安，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失落感，反而每当别人叫他“南京仔”时，他还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优越感，为此，南京对他竟成了一种内在的精神支撑。他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发表作品，别人介绍他的履历时经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南京人，成长于广西”。其实广西作家里不少是外地人，但很少有人介绍他们是北京人、河北人、湖北人……

　　家里也有兄弟姐妹渐渐在南京发展起来。当年独自留在南京读初中的姐姐，全凭个人努力，成为南京亚东建设集团的董事长，最早开发了亚东城和仙林大学城。哥哥后来回南京郊区插队，由此南京就有很多的亲人。赵本夫、范小青、储福金、毕飞宇、苏童、叶兆言、王干等江苏作家对他也特别友好。

　　“江苏的作家和文化界人士都把我看成是家乡人，有事情需要我出力的我也会尽力，我有了一些成绩也会得到他们的肯定和支持。2018年江苏省全民阅读推荐用书12本，其中就选了我的《阅读力》，2021年江苏省全民阅读推荐用书12种，又选了我的《阅读力决定学习力》，这些我都看成是家乡人对我的一种支持。”

　　《阅读力》/聂震宁 著/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对 话

茅奖评选应该坚持“文学性第一”

读品：《书生行》的题材很独特，您在写作时有何文学上的考量？

聂震宁：

　　我用反讽的笔法写过影射时代嬗变的系列小说《长乐》，也用抒情的笔法写过美丽的民族风情小说《暗河》，还有过在小说形式上的一些尝试。这回在写《书生行》时，我踌躇了半天究竟怎么写才好，究竟写成一个什么调调才有意思，最后觉得还是要实实在在地写，好好地谈生活、谈历史、谈人，尽可能写得细致一些。17世纪的法国作家拉罗什科夫的名著《箴言录》里有一段话：“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我正是秉持这样的写作原则仔细描摹事物，而且尽量在光线明暗中让读者辨析真相。虽然是写六十年前的历史，还要注意对现实的关照，不能不顾及现实，在历史与现实相融中使作品得到比较好的传播。同时，我还是决心把人物写得真实些，可以有点理想主义，故事发生的年代正是理想主义盛行的时期，何况灰暗不是我的人生态度，总的来说我是比较主张积极的人生观的。总而言之，我写《书生行》，在形式和笔调上我都做了一番考量，小说里的长句子多一些，使它更有一种激情的抒发，也有哲理的反思。不是《长乐》系列小说那种带有反讽揶揄的短句子，而是一种“正剧”的写法。

读品：小说家转型做出版有何心得体会？

聂震宁：

　　我通过文学创作进入出版界之后，还是能够比较开放地对待所有作家，并不因为我自己是作家而瞧不起别人。作家之间可能会有门派之间，有的坚持写实主义，有的偏向形式创新，有的进行主题写作，我都理解，只要写好了都是好作品。我的开放态势有利于我做好一个出版。当然，如果太开放了，太包容了，显然不利于自己成为一个特色鲜明的作家。

读品：人文社创造过“一届三茅奖”的奇迹，今年又逢“茅奖年”，您觉得一家出版社入选几部才算完成任务？

聂震宁：

　　有一部就不错啦。现在优秀作家也越来越多，人文社不可能都关照得过来，而许多出版社都在发力。一个出版社拿到一部算是完成任务。如果一部都没评上，那是没完成任务;有两部算是丰收;有三部其实会略有不安，因为全国文学出版社事业都在发展，中青社、作家社、江苏文艺、上海文艺、天津百花、长江、花城……这些出版社竞争力都很强。“一届三茅奖”是一个偶然现象。

读品：您如何看待近年长篇小说井喷的现象？

聂震宁：

　　202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特别多，好小说也很多，我这部小说去年8月给人文社，他们就问我想什么时候出来，意思是老社长想什么时候出都可以。我说现在大家都忙茅奖，我就不要添乱了，弄不好别人还以为老聂壮心不已，还来觊觎茅奖，可以把我的小说放到2023年再出。他们又问2023年几月份呢?元月行不行?正好可以打年初的全国订货会。我说不要，我不敢预测市场的反响究竟如何，说就放在4月出吧，因为4月份是全民阅读最活跃的时段，我在全民阅读方面还做过一些事情，这个时候出书算是给全民阅读的一份献礼，这也使得《书生行》面世的时候，没有太多的长篇小说来冲击媒体，抢占市场。

读品：您觉得茅奖评选应该具有怎样的标准？

聂震宁：

　　我没有得过茅奖，也没有想过冲茅奖，所以没有仔细琢磨过。想来，我觉得茅奖作品应该是当代长篇小说中的一流作品，不管是主题写作、历史写作、人生写作、社会写作或者是文化写作，总之首先它在文学上应该是一流的。当然，获奖小说往往是会跟时代的主流价值观相对吻合的，所谓相对吻合就是说不可能是完全的一对一的吻合，很不能是宣传画式的写作，获奖小说能体现甚至是折射时代精神就可以。比如有的小说写社会生活中某种传统技艺的趣味，写得很细致，但有可能反映了追求文化传承创新的时代精神，怎么就不可以?又比如，有的小说写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哲思，写洪荒年代的传奇，其实可能正是在讨论当前备受重视的生态文明，又如何不可以受到重视?小说创作不能变成报告文学的写作。当前要求报告文学写作要反映时代重大主题、重大题材、重大事件，可是小说创作不同，小说创作是要通过小说艺术，反映时代的精神、时代的审美、时代的文化和人们的生存方式。总之，各式各样的小说写作都应该有获奖的理由，但最重要的一条是作品必须是好小说，好小说就要既好看又耐看，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文化强度，符合小说艺术的审美规律性要求。(陈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