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小说创作刍议”专栏 (八)

　　作者简介：张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曾任中国作协第七、八、九届全委会委员，中国文联第十届全委会委员;长期从事公安文学的创作、评论与组织工作。

 

　　地域与民族

　　                                  ——公安小说创作刍议之八

　　评论界在谈到公安作家曹乃谦的小说创作风格时，比较一致地认为他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山药蛋派”的文学传统，在字里行间展现出了浓郁的山西地方特色。

　　“山药蛋派”，是由著名作家赵树理倡导并推动而形成的一个文学派别，成形于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又被称之为“赵树理派”、“山西派”。这一文学派别的主要作家如马烽、西戎、孙谦、束为等，都是山西人，大多是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着深厚的北方农村生活基础。山西，就是这些作家的生活源泉和创作基地，甚至他们的作品也大多发表在山西的文艺刊物《火花》上。他们的创作，影响了几代北方作家，至今仍有大量的拥趸。

　　由此可以看出，地域对于作家创作风格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在很多时候是作家自觉的关注点与描述对象。

　　公安题材小说的创作，是不是也会受到地域特色的影响，结论当然是肯定的。不仅是肯定，我们还应对有主观意识的、准确而突出的地域性描述予以提倡和鼓励。

　　从根本上讲，公安工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而一个特定地域的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他的直接服务对象一定就是这一地域内的人民群众，维护的就是这一地域的平安。因此，公安工作具体来说就是一项地域性很强的工作，它固然需要高层对全国乃至世界的治安形势变化有所掌控，但具体到一个市公安局、一个公安分局，甚至一个派出所，其所管辖的地域必然是它工作的重心。做一个合格的公安民警，了解和掌握本地域内的风土人情，可以说是基本功之一。而这种地域性也就必然会反映到公安作家的创作之中。

　　这种地域的反映，也一定会超越公安工作本身的局限，而成为作家们对社会(特别是特定的地域)的一种观察和一种责任意识。

　　我们曾经讨论过河北公安作家吴东林的长篇小说《红土地》，这是一部描写冀中平原抗日斗争的宏伟画卷。我们也提到过在河北公安作家中，还有薛景川创作了《战火中的年华》，崔楸立创作了《满江红》，都是从河北人文历史中提取出素材，展现的都是河北这方热土上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和人物。这种“河北公安作家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而是河北地域文化特征的一种展示，是公安作家们在这种地域环境中自然的情感表达和思考结果。

　　我们知道，河北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古至今，在河北这块热土上发生过数不清的悲壮故事，产生过许多名垂千古的慷慨之士。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冀中平原是斗争最为残酷最为激烈的地方，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英勇精神展现的最好舞台。这与河北的地形地貌、历史渊源、气候特征、人文形态都有着密切的关联。

　　综合而言，这就是一个地域的文化积淀，是必然首先要反映在这一地域中的作家们笔下的场景和故事。凡有着正确历史观和强烈社会意识的作家，从不会放过对此的思考和描拓。而这种文化积淀，也必然反映在作家的创作态度、行文方式、语言风格和创作趋向上，使得任何一个作家，他的作品都会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尽管有时候这种特色的呈现可能是不自觉的。

　　观察这种现象，有的时候是很有趣的。北京市公安局的作家张军，作品每每带有浓郁的北京地域(特别是京东区域)特色，通篇洋溢着北京城区市民生活的鲜活语言和故事氛围，读来会让人感受到一种节奏鲜明、语言活泼之感，地域特征符号俯拾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小说中随便摘录一二：“潞城自古就是块宝地，地近京畿，大运河的北起点。当年的京杭大运河那可是舳舻千里，帆樯蔽日。江南的瓷器茶叶丝绸，塞北的骡马牛羊皮毛，半个天下的财富在此聚集。老祖宗吃烧饼掉下点儿渣儿就够后代子孙装点‘运河文化’的门庭了”。“每逢春节整个社会就像丢了魂散了架，节后要缓缓回神儿。这日非集，偌大一个市场鸡不鸣鸭不语。古玩大厅内的店铺大多闭门谢客，只在门口开着一家‘运河古玩店’。时已过午，店主坐在一把老榆木太师椅上，面前摆着一青花碗卤煮，两片眼镜片上氤氲着一层幸福的雾气”。而同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作家张和平，因长期工作生活于北京远郊延庆，其作品中就鲜见北京城市井生活状态，而有的是延庆农村乡镇的质朴气息。而且，张和平多年从事当地公安史的搜集整理工作，立足延庆本地素材，创作了多部小说作品。其代表作长篇小说《危险名单》，就是他在尘封档案中找到的，新中国成立之前延庆地区红色政权破获的一起国民党潜伏特务案件素材，而加以虚构加工创作而成的。这部作品出版后，得到了很好的评价，也受到了影视界的青睐。

　　还有两位公安作家的作品可作为我们研究文学地域性的参考样本。张国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公安局民警。作为土长土成的天津人，他的小说处女作《子丑寅卯》，通篇洋溢着浓浓的天津风味，从语言风格到风情描写，鲜活生动的地域状态跃然纸上。可惜的是，小说改编成电影作品后，编导们的创作意图有所改变，虽刻意保留了人物的天津口音，但故事内涵的天津状态却有所削弱。可见文学作品的地域性，也不仅仅是语言、风俗、景物等表面化的符号就可以代表的，某一特定地域的人的特定思维、行动与其营造出的特定氛围，才是见作家功力的地方。张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上海市公安局。张蓉原籍陕西，在上海读书后留在上海工作至今。她的小说作品，有着浓郁的上海“腔调”，有评论认为她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却“把上海人的状态写活了”。可见张蓉对上海地域文化的研究与实践是自觉的，并且下了很大功夫。特别是她的中篇小说力作《福州路一百八十五号》，不仅对上海当年中共地下党的功勋进行了褒扬，也对上海的历史从文化的角度做出了真实而形象的展示。

　　我曾经提出过“河北公安作家现象”的说法，其表现出的地域性特征，确实值得深入研究。另外，还有一个公安作家比较集中且相对取得了优异成绩的地域，那就是黑龙江。“黑龙江公安作家群”，是地域文化深刻影响公安题材小说创作的一个典型例证。

　　毫无疑问，黑龙江是中国版图上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积淀的重要省份。有文化学者把黑龙江的文化概括为以下多种文化因素的重合：冰雪文化，这显然是从其地理位置而言的;移民文化，历史上著名的闯关东，黑龙江是主要的目的地;工业文化，黑龙江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工业、重工业基地;林业文化，广袤的原始森林是其孕育的产床;少数民族文化，中国56个少数民族在黑龙江可以找到53个，其中有10个少数民族世居黑龙江;抗联文化，东北艰苦卓绝的抗战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悲壮的篇章;兵团文化，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文化遗产至今影响深远;外来文化，中俄近邻，俄罗斯文化印迹在黑龙江随处可见。等等。

　　也有人说，东北的土匪文化，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现象。

　　如此丰富的文化积淀，必然对黑龙江人的性格有着重要的塑造。人们常说，东北人的性格特点突出，坚韧，豪爽，随性，充满幽默感。这只是就东北三省整体而言，其实三省之间除了一致性的地方外，还是有着许多细微的差别。这些差别，不是一个外人可以在短时间内了解并掌握的。研究一个地域的人文，还是要从其独特的环境、气候、历史和发展进程中去寻找答案。

　　东北三省的公安文化建设，也有着悠久历史。我们常说，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随之诞生的公安文化、公安文学，最初是以电影为主要形式的，其早期作品中以东北为背景的就占了很大比重。电影《寂静的山林》《铁道卫士》《国庆十点钟》等，描写的都是东北地区的敌我斗争，显示出当时在这块重要的战略要地上，敌我双方斗智斗勇的激烈程度。在小说创作方面，中篇小说《一件积案》，曾入选《反肃小说选(1949-1979)》，也是取材于东北地区建国十周年时开展的侦破历史积案运动的真实案例，由东北公安业余作家创作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公安文学随之复苏。1988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刑警修来荣，创作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刑警的隐秘》，可视为黑龙江公安题材小说创作的重要节点。一个作家群体的出现，势必会有一位发挥引领带头作用的人物，如“山药蛋派”和赵树理。黑龙江公安作家群，也是由修来荣这里，开始萌生、成长，而逐渐形成。

　　仅就小说创作而言，修来荣作品并不多。但他后来创作的长篇人物传记《陈龙传》，却是公安文学史上的重要篇什。陈龙，逝世前任公安部副部长，是一位出生于东北，长期在东北工作战斗的优秀共产党员，黑龙江是他生平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地域。《陈龙传》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成为全国公安系统第一部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的作品。修来荣后期还创作了多部优秀电视连续剧，并以电视剧《无愧苍生》(根据全国公安先进集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莱派出所事迹创作)再次获得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在全国公安系统，此纪录至今无人打破。

　　显然，修来荣的成功经验，激励并推动了黑龙江公安文学创作的发展。孕育在黑龙江公安系统文学爱好者们心底的梦想被点燃，他们以黑龙江人特有的勇敢和毅力，踏上了文学之路，并在几十年的发展中，逐渐集结成军。

　　这支黑龙江公安文学队伍，多年来笔耕不缀，创作颇丰，而且在多种文学形式上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省公安厅原政治部副主任艾明波，是全国公安系统诗歌散文创作的突出人物，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在影视创作上，兰景林、陈春山、尹成等都有优秀的作品问世，特别是陈春山的电视剧《警中警》系列，是少见的反映公安机关纪委督察部门工作的影视作品，播映后曾引起很大反响。在报告文学方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省公安厅宣传总队政委冯锐，近年来创作风头正盛，其作品《共和国刑警崔道植》《亮剑湄公河》，都是近期公安题材报告文学的重磅作品。而如果我们仅就小说创作而言，朱维坚、程琳、库玉祥、贾新城，则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作家。

　　朱维坚，黑龙江省黑河市公安局民警，曾在地方文化单位工作，后调入公安机关，现已退休。他是个创作精力旺盛的作家，已经创作长篇小说14部，其中公安题材小说12部。仅2022年，他就推出了两部长篇小说《生死使命》和《终极目标》。

　　程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局。他的长篇小说《人民警察》三部曲，我们曾经做过介绍，堪称一部史诗型的公安题材小说作品。此外，他还创作过多部小说和影视作品。

　　库玉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文联主席。曾创作长篇小说6部，获得过金盾文学奖等奖项。

　　贾新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哈尔滨铁路公安局工作。近些年他的中短篇小说逐渐引起广泛关注，最新还创作有公安题材长篇小说《单行道》。

　　我认为，一个文学群体或流派的形成，要满足几个基本条件。首先就是在地域上有一定的限定。如当年的“山药蛋派”，成员基本上以山西作家为主，后期才逐渐影响到河北、山东等地区。这种地域的限定，其实决定的是作家们生活积累的相同性和审美的一致性。第二，是作家们在创作风格各异的前提下，价值观和创作思想上的趋同。“山药蛋派”的作家们，大多出身农民，热爱家乡的山川河流一草一木，他们笔下的人物便都具有着山西农民的鲜活状态，特别是他们走进社会主义新生活时的欣喜和思想变化，在作家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至。第三，叙事风格上的相似甚至相同，也就是说，作家们在艺术风格上也在有意或无意地彼此靠拢。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们最终会成为“千人一面”的状态。而可以视为他们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良性竞争，文学毕竟是一种个性化很强的创造活动，作家们的个性标记是不可磨灭的。

　　从多年的发展轨迹看，“黑龙江公安作家群”基本符合上述条件。首先，这些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熟悉这块土地，熟悉这块土地上的人与事，特别是熟悉黑龙江公安工作走过的艰难历程。不必讳言，曾经在一段时间内，黑龙江是治安乱象多发的重灾区，这其实与其地域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在这其间，黑龙江各级公安机关所做出的努力、所付出的牺牲，必然是惊心动魄而可歌可泣的，也必然成为黑龙江公安作家们创作的丰富素材，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创作风格，塑造出他们一种相对一致的悲壮、激烈、雄浑的格调。

　　显然，这样的悲壮故事，这样的英雄人物，必然激发出他们最直接、最有创作冲动也最善长的表达方式和书写角度。

　　从朱维坚、程琳、库玉祥三位的作品看，他们的创作思路基本上都是选择设计一起轰动某一地区某一城市的大要案，以案件侦破为主线展开故事，通过故事的展开推进，构建出复杂而凶险的社会形态，带出打黑除恶、反腐倡廉、匡扶正义的主题，进而突出表现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的勇敢无畏和牺牲奉献。这便隐约形成了他们相对一致的创作风格和走向。他们的作品，通常都有着正邪之间激烈的殊死斗争，有着跌宕起伏的故事发展，有着在其他作家笔下少有的惨烈，有着生与死、罪与罚、黑与白、情与法对人物的严峻考验。在语言风格上，他们的作品基本上保持着一种慷慨激昂、畅快淋漓的格调，有着强烈的悬疑感和呼唤意识，也充分表现出黑龙江地域人文的独特风格和黑龙江公安工作的特有魅力。

　　有评论对库玉祥的作品如此评论说：“几乎不觉得是在阅读库玉祥虚构的小说，而是在听他娓娓道来一个真实的案例”。真实，这个定义始终伴随着公安作家们的创作，特别是“黑龙江公安作家群”这几位骨干作家的作品。这其实为我们探索作家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切入点。真实自然来源于生活，生活则是社会形态、自然形态等综合而塑造的生命的存续状态。读朱维坚、程琳、库玉祥三位的作品，虽不多见对黑龙江地域自然状态的直接描写，但作品的氛围、状态、语言是黑龙江的，反映的公安斗争生活也是黑龙江公安机关真实的境况。

　　也许是因为年龄稍小、又工作在相对单纯的铁路公安系统的缘故，贾新城的创作风格相比上述三位略有不同。首先，他以中短篇小说创作为主，从篇幅上就不具备大开大阖的气势。就连他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单行道》，也只有十几万字，是名符其实的“小长篇”。其次，他不把创作的着重点放到大要案的侦破上，在他的作品中出现的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小案。但是，贾新城说：“对公安机关努力实现执法活动社会效果最大化的思考，是近年来我进行警察题材小说的一个重要基点”。从这个基点出发，贾新城的作品少了些悲壮，多了些温馨;少了些惊险，多了些平和。但如果我们把贾新城的创作也放到黑龙江地域文化的范围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恰恰是黑龙江公安机关近年来坚持不懈地打击犯罪、治理社会治安，黑龙江的治安形势已经有了极大的好转，而对广大人民群众加大法治宣传的力度，让每一个人都知法懂法守法，逐渐成为公安机关更繁重的任务。和朱维坚、程琳、库玉祥一样，贾新城的创作其实也是立足于黑龙江的客观实际，并且有了新的思考与尝试。

　　地域文化特色在小说创作中的反映，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其实每个作家都在有意或无意的探索之中。有许多现象仍然能引发我们的兴趣而不得甚解。如与黑龙江为近邻的吉林，虽与黑龙江同属东北区域，有着很多相同或相似的风土人情，但吉林公安机关的公安作家们，却走着和黑龙江同行们几乎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春市公安局牛力军的长篇三部曲《河东河西》《派出所长》《刑警江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吉林洮南市公安局李晓平的“鬼系列”长篇小说，就在同样写案件侦破的时候，表现出了与黑龙江同行不同的角度和视点。而已故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公安厅政治部副主任马青山的长篇小说《十冬腊月》，在描写乡村民警工作生活的同时，更多是展现了吉林农村的风土人情，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梅河口市公安局政委李春良，在退休之后潜心创作，最近推出了长篇小说《玛珥湖》，已经是一部描写“一座湖，两个家族，三代人的恩怨聚散，近百年的世事变迁”的史诗型巨著。还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四平市公安局孙学军，其中短篇小说作品始终保持了一种淡淡的流动感，时光在他笔下流动，人物也在他笔下流动，这种平实而有韵味的感觉，让读者所获得的感受，和读朱维坚们作品的感受完全不同。

　　为什么黑龙江公安作家们的洪钟大吕，在吉林公安作家这里集体化作了高山流水?从地域性的角度出发，这大概是一个仍需深入研究的课题。

　　我们还可以再举出一个例子，继续探讨地域性的问题。湖北省公安机关历来高度重视公安文化建设，文学爱好者层出不穷，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创作都有不凡的成绩。但我们观察湖北公安题材小说创作的整体形态，却可以发现那是一种可称为百花齐放的状态。彭祖贻，湖北省鄂州市公安局民警，小说创作以侦探题材为主，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侦探小说复兴时期的主要作家。李培刚，现任湖北省公安文联秘书长，早年创作过多部长篇小说，现在却转向以诗歌创作为主。鲁艺兵，曾任湖北武汉市公安局宣传处长，大概因为事务性工作繁重，他的小说作品较少，是比较可惜的作家。

　　目前在小说创作领域里，湖北公安作家比较突出的有三位：夏凯，侯国龙和陈超，三个人的文字风格却各有不同。夏凯作品不多，风格偏向所谓“纯文学”，显示出很好的文学功底。陈超，影视作品和小说创作“两门抱”，是当前侦探小说创作领域成绩比较突出的作家。侯国龙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在武汉市公安局供职，他的小说和报告文学都很有特色。湖北公安作家们这种四面开花、风格各异，甚至创作方向也不尽相同的相对自由的状态，是不是与湖北江河纵横、交通发达、文化积淀厚、历史遗存多，荆楚文化源远流长……等等有关呢?

　　说了这么多关于公安文学的地域性问题，无非是想强调说，我们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并且在公安题材小说创作中有意识地去突出和展示作品的地域性特征。中华文化需要传承，而文学作品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部《繁花》，让多少人觉得自己第一次真正了解了上海。这是值得每一名作家思考的问题。

　　和地域性有相同之处的，是作品的民族性。或者可以说，地域与民族，是两个紧密相关的概念。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的文学作品，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某一地域里的民族特色，民族特色也可以说是地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势必影响着作家们的创作思维。

　　由于公安工作在社会上的广泛性和深入性，民族问题也是公安工作中必然要关注并妥善处理的问题。北京市有个全国闻名的牛街派出所，是被国务院授予“人民满意派出所”称号，被公安部命名为首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的先进单位。他们最突出的事迹，就是在牛街这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始终坚持做好民族团结工作。这个所最让人动容的故事，是他们坚持几十年的少数民族餐，任何一个汉族民警调入这个所，必须要先从饮食习惯上改变自己，进而融入牛街的民族氛围。由此可见，民族性也应是公安题材小说创作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何况在公安作家队伍中，还有着不少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如杨佳富、刘少一、杨素宏、徐振江、农秀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怀化市公安局民警、苗族作家颜永江，从1998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有6 部长篇小说问世，电影作品入围了澳门电影节，小说作品获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出版专项扶持，是一位成绩突出的少数民族公安作家。

　　但我认为可惜的是，在公安题材小说创作中，民族性还没有完全成为一个有着作家主观意识的、刻意为之并不可剔除的元素，而多少显得有些游离。公安作家们在创作时或多或少地有些忽略了这个问题。

　　在我有限的视野里，有一位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民族性却是自觉的，就是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索龙嘎”文学奖的娜仁高娃。高娃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供职，她的作品几乎全部把视野放到了辽阔的草原上，笔下洋溢着浓浓的蒙古族风情。很显然，高娃是一个自觉地把自己放到民族的大氛围之中去思考并创作的作家，她甚至用她的蒙古族母语写作。她的创作，为我们在文学作品民族性的研究中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她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对于我来讲，每一次创作都是从零开始。如短篇小说《沙窝地》的时代背景是当下，人物原型也是生活在沙漠腹地的普通牧驼人。与我其他多数作品一样，也是我熟悉的生活。在创作过程中，我尽量做到‘作者’的隐匿”。

　　在娜仁高娃的眼中，显然只有那片她熟悉的土地是她最关心和热爱着的。这种关心和热爱，是作家价值观的体现，也是其作品地域性和民族性的萌生之源。

　　我们只想说，地域与民族，是文学所必然表达的内容之一，它们的存在，让文学更丰富了。

　　编辑：刘娜